十二月戊辰，是夕，开封府火。吕大防言：『闻有客星在昴、毕间。』王岩叟曰：『天道远，不可知变见果为何事？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当顺应。』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执政大臣同修政事。』
壬申元佑七年春二月乙丑，诏编修枢密院条例官就编修《经武要略》。
三月甲申朔，侍读顾临读仁宗宝训，至钞法事，吕大防奏曰：『自钞法之行，一则人户无科买之扰，二则商旅无折阅之弊，三则边储无不足之患，四则物货无般辇之劳，五则运盐减脚乘之费，实于官私为利。』上甚善之。王岩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并无所好，惟是观书。』岩叟曰：『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它事，则可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阕，欲除馆职、判登闻鼓院。太皇太后不许，乃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问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复得召。
《讲义》曰：尝谓自古朋党多矣，未有若元佑之党为难辨也。盖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党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党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则辨之也难。且我朝寇、丁之党，为寇者皆君子，为丁者皆小人；吕、范之党，为范者皆君子，为吕者皆小人，其在一时虽未易辨也，详观而熟察之，亦不难辨也。而元佑之所谓党者何人哉？程曰洛党，苏曰蜀竞，而刘曰朔党，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轧，此小人得以有辞于君子也。程明道谓『新法之行，吾党有过。』愚谓绍圣之祸，吾党亦有过。然熙宁君子之过小，元佑君子之过大。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佑之自为党皆出于私也。
范祖禹言：『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臣愿陛下深留圣思，法象祖宗。』又言：『臣观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恶，皇佑中，杨安国讲「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鱼之直。」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圣人之大德也。如此之类，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上然之。先是，六年十一月辛亥，客星出参宿度中，犯厕。
太史言：主有暴兵，米贵，晋分兵灾。壬子，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宿度中。太史言：主边兵动。今年正月，随天运行，入浊不见。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稍伏。
夏四月，臣寮上言：『科场限字条制，已得旨：策过二分，更不降等。而赋论、经义未蒙指挥。往时开封举人路授倡为长赋几千言，得张方平摈斥，而其文遽正。嘉佑初，刘几辈善为怪僻句，得欧阳修革去，而其风复雅。但系主司之风化耳。今朝廷立法，不问其文之浇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责其不及，犹有劝惩，禁其多文，殊无义理。』诏：『赋论过二分并不降等，其经义文理优长者准此。』范祖禹言：『王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但忌嫉者多。赵彦若博学多文，详练故事。郑雍自居言职，风望愈高。今讲读官有阙，此四人者，实允众论。程颐本末，别具论列。孔武仲学问该洽，讲说明白。吕希哲是司空公着之子，公着尝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经术履行，识者皆谓可备劝讲。吕大临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吴师仁自为布衣，以行谊称于士大夫。』又奏：『程颐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着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期罔以误圣听也。颐草茅之人，一日入朝，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固有之。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时祖禹屡请知梓州，执政拟从其请，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为皇帝留之。』执政谕旨，祖禹乃不敢复请。
五月，董敦逸言：『程颐怨躁轻狂，惑众慢上。』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差管勾崇福宫，颐表言请归田里，诏不许。既有崇福之命，颐但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