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从而禁之，乱且自此而兴矣。是故先王建国，星罗棋布，而观之于射，进之于饮，一乡一遂，皆有宾兴之典，试于司马而授之以事，岂其人之果贤于后世哉？所以诱掖而玉之成者，其道得也。
夫论者但以吏多而扰民为忧耳。吏之能扰民者，赋税也，狱讼也，工役也。虽衰世之政，三者之外无事焉。抑考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兴学校、典礼乐、治宾旅、莅祀事、候灾祥、庀器服者，事各一司，司各数吏，咸以上赞邦治、下修邦事，劝相之以驯雅之业，而使向于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滥施于卑贱，贪叨猎取于贫民弱族也。则吏虽繁，而治固不棼；又何十羊九牧，横加鞭挞之足忧哉？任之以其道也，兴之以其贤也，驭之以其礼也，黜之陟之以其行也。而赋税、狱讼、工役之属，无冗员，无兼任，择其人而任之以专。则吏治之清，岂犹有虑；而必芟之夷之，若芒刺在体之必不能容邪？乃若无道之世，吝于俸而裁官以擅利，举天下之大，不能养千百有司。而金蚀于府，帛腐于笥，粟朽于窌，以多藏而厚亡。天所不佑，人所必仇，岂徒不足以君天下哉？君子所弗屑论已。
一二军兴，刍粮、糗糒、器仗、舟车、马牛、扉屦、帟幕、械具，日敝日增，重以椎牛酾酒赏功酬谋之费，不可殚极，未有储畜未充而能兴事以图功者也。于是而先储其盈以待事，谋国者所务详也。虽然，岁积月累，希一旦而用，则徒以受财之累，而事卒不成。太祖立封椿库，积用度之余，曰：“将以图取燕、云。”志终不遂，而数传之后，反授中国于北，则事卒不成之验也。积财既广，既启真宗骄侈之心以奉鬼神；抑使神宗君臣效之，以箕敛天下，而召怨以致败亡；则财之累也。
财可以养士，而士非待余财以养也。谢玄用北府兵以收淮北，刘宋资之以兴；郭子仪用朔方兵以挫禄山，肃宗资之以振。岂有素积以贸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手号召，百战而得天下也。盖兵者，用其一旦之气也，用其相习而不骇为非常之情也，用其进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势也。恃财积而求士以养之，在上者，奋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为继；在下者，农安于亩，工安于肆，商安于旅；强智之士，亦既清心趋于儒素之为；在伍者，既久以虚名食薄糈，而苦于役；应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无所归而寄命以糊口。国家畜积丰盈，人思猎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长，饰智勇以前，而坐邀温饱，目睨朝廷，如委弃之余食，唯所舐龁，而谁忧其匮？一日之功未奏，则一日之坐食有名，稍不给而溃败相寻以起，夫安所得士而养之哉？锱铢敛之，日崩月坼以尽之，以是图功，贻败而已矣。
且夫深智沉勇决于有为者，非可望于中材以下之子孙也。吾之积之，将以有为也，而后之人不能知吾之所为，而但守吾之所积，以为祖德。其席丰而奢汰者勿论矣；驯谨之主，以守藏为成宪，尘封苔蔽，数无可稽，犹责填入者无已。奸人乘之，窃归私室，而不见其虚。变乱猝生，犹将死护其藏，曾不敢损其有余以救祸。迨其亡，徒赠寇仇，未有能藉一钱之用，以收人心而拯危败者。财之累，于斯酷矣！岂非教积者之作法于凉哉？
天下之财，自足以应天下之用，缓不见其有余，迫不见其不足。此有故存焉：财盈，则人之望之也赊；财诎，则人之谅之也定。见有余者，常畏其尽；见不足者，自别为图。利在我，则我有所恋，而敌有所贪；利不在我，则求利于敌，而敌无所觊。向令宋祖乘立国之初，兵狃于战而幸于获，能捐疑忌，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燕、云可图也。不此之务，而窃窃然积金帛于帑，散战士于郊，曰：“吾以待财之充盈，而后求猛士，以收百年已冷之疆土”，不亦迷乎！翁妪之智，畜金帛以与子，而使讼于邻，为达者笑。柰何创业垂统思大有为者，而是之学也！
一三宋初定开宝通礼，书佚不传。大抵自唐开元礼而上至于周礼，皆有所损益矣。妇服舅姑斩衰三年，则乾德三年从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赠，则淳化四年允李昉之请，赠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师、母谢氏太夫人始；而真宗天禧元年，遂令所后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遂为定制也。斯二者，皆变古制，而得失可考焉。
礼有不可变者，有可变者。不可变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后之无异于今，而创为万世法；变之者非大伦之正也。可变者，在先王之世，尊尊亲亲，各异其道，一王创制，义通于一，必如是而后可行；时已变，则道随而易，守而不变，则于情理未之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