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且诸人者，皆有所怀来，持以为用，一得位而即图尝试；而所与倡和以伸其所为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术。计此三十年闲，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
数进而数退者，或贤或佞，固不可保矣。则政之所繇乱，民之所繇伤，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泽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则何取乎代之？其异也，则亦旦之令不保于夕也。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茹荼以从之，从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焉，则前劳费而后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为可久，而志愈惑，力愈诎矣。况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倾而相制者也，则且托于锄奸革弊之大名以摇天下。为害之实相若也，而名与法，则纷纠杂出而不可纪。进者退矣，已而退者又进矣。输忠者无可释之忧疑，怀奸者挟危机以观望。自非清刚独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两容；虽以利病昭着之谋猷，亦乍行而无成绩。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者邪，而贞者不能固保其贞。举棋之不定也，筑室之不成也，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巩固于百年也，其可得乎？
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静正，养之以和平，需之以从容者，固将望之有学有守之宰执，与忧国如家之谏臣。深知夫善政虽行而不能永也，危言虽听而不能终也；无亦奉祖宗之成宪以折其狂兴，息搏击之锋铓以杜其反噬，犹庶乎其有定也。而为大臣者，席未暖于紫禁，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核任子矣，改科举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幸。言路之臣，若蔡襄、唐介、孔道辅者，頳发于颜，发竖于额，以与当路争衡于笔舌，知不足以相胜也，而特以求伸于眉睫。乃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闻风以遥和；身未试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争攻。一波乍兴，万波随涌。党邪丑正之徒，亦相师以相报。天子且厌闻之，而奸邪亦不以弹劾为耻。于是祖宗朝敦庞镇静之风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为矣。人知熙、丰以后，议论繁兴，毒痡四海，激盗贼，召；亦恶知滥觞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
伊尹之训曰：“咸有一德。”一者，慎择于先而谨司之于后也。王心载宁，而纲纪定，法守专，廷有亲臣，野无横议，天下永绥，外侮不得而乘焉。呜呼！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者鲜矣。宜其举四海而沦胥之也。
一三元昊死，谅祚初立，议者请饵其三将，破分其势，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立说之非，人皆知之，诚哉其不可与谋也！春秋重伐丧之贬，予士匄之还，彼有取尔矣。邻国友邦，偶相失以相愈，兵临服罪，同好如初，则乖约肆淫，大伤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沦于夷之叛臣，为我蟊贼者也。死亦不足恤也。丧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巩固吾宇，恶容小不忍以乱大谋哉？故琳说之非，不可托春秋之义为之解也。
虽然，宋至此而欲乘丧以图谅祚，谈何容易乎？昔者继迁死，德明弱，曹玮欲得精兵俘孤雏，郡邑其地；庙算无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为破分其国之说，亦师玮之智，而奚谓其未可邪？夫所谓理势者，岂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势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违，勇者不能竞，唯其时而已。
继迁虽悍不内附，收众侵边，宋弗能讨而抚之，然犹定难一节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宠命以雄长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则予夺之政犹行。力诎归降，自有余地以相待。弗能为窦融也，犹不害为田兴；勿庸致死于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俨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国”。则固不能以臣礼畜，而视为友邦矣。建郊庙，立宫阙，岂有一旦芟夷，俯首而从臣列。则谅祚虽孱，处于无可却步之势，其以死争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谅祚已也。当德明之始，为之部曲者，亦节镇之偏裨，幕府之参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设，中国叛人如张元辈者，业已将相自居。束身归阙，不诛不废，而抑不能与徐铉、杨业同升显列。则人怀有死无降之志，以为谅祚效，其情其势，岂可旦暮亟摧者哉？继迁之叛也，虽尝诱杀边臣，袭据银州，而宋不能惩；然未尝一与交兵，受其挫窘，张彼势而自见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败于延州，而刘平、石元孙骈首受刃；再败于好水川，而任福全军覆没。韩、范、王、庞分招讨之任，仅保残疆，无能报也。则中国落胆于西人，狡虏益增其壮气。元昊死而余威固在，度之彼势既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