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公孙以综叙一代人物，虽不如司马迁之卓荦为杰，而和雅舂容，不大声色而意度宏远，亦非司马迁之好奇负气所有；特意尽于辞，无迁之微情妙旨！为郎后，遂见亲近，会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而序其意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断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祷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
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宛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
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其赋分两篇，盖因杜笃《论都赋》而作；《西都》极其眩曜，主于讽刺，所谓抒下情而通讽谕也；《东都》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
主客对扬，依仿《子虚》《上林》，然相如体隽而气骏，楮墨殆不任轶荡；固则采富而骨重，藻丽只尽于扬诩；而序特和雅，但即眼前铺叙，更不钩深，却自无不尽；节奏最浑妙，舒徐典涧，有自然之顿挫，盖蕴藉深，故气度闲；舂容大雅，无意与相如争能；而志节和平，东京本色，乃转以掩相如之铿訇，而别出一格。

盖相如恢张，气溢于彩；而固序淡雅，辞有余妍也。固又撰《典引》，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相如骨气奇高，辞笔生动，有飞舞之势。
雄则辞采丽茂，好用奇字，然运而无所积。班固体平词茂，结言端直，气少于长卿，文薄于子云，在扬马间别构一体；尚规矩，不贵绮错。其它词赋多可观。

涿郡崔，字亭伯，博学，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齐名。顾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
时人或讥其太玄静。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肃宗巡狩方岳，上《四巡颂》，辞甚典美。
帝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此叶公之好龙也。”然寻所作，旨浮而力缓，气益靡矣，不如固之闳丽也。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
东京之有班固、张衡，犹西汉之有司马相如、扬雄，萧规曹随，有意相犯。然扬雄不如司马之雄骏，而辞益瑰丽；张衡不如班固之茂密，而气特恢宏；善用其长而自出变化，后先辉映，尽有独至。班固作《两都》，衡赋《两京》。
班固作《幽通》，衡赋《思玄》。班固有《答宾戏》，衡作《应间》。衡少善属文，而从容淡静。
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因以讽谏；《西京》全袭班固《西都赋》而语加恢张，参差历落，其文法之变化，亦撷《左氏》之雅练，于整齐中见错落，自成一格，不作排比；此实衡刻意求工，不欲效颦《西都》也。
《东京赋》则历数大典，安详整暇，气肃而度舒，几欲掩过其上。盖班固于《东都》，以不写为写；而衡赋《东京》，则以写为写，而详固之所略也。然才欲窥深，词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便觉神气不贯，虑详而力缓；此衡所为不如也。
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议论文章，盖欲驾固而出其上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