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贵炼贵净，而迁此书全不炼不净，粗枝大叶，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而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而不得其结构。《中庸》称“有余不敢尽”，此则既无余矣，犹哓哓不已，于文字宜不为佳。然风神横溢，笔情恣肆，读者多服其跌宕不群，翻觉炼净者之为琐小，不如迁之意态豪纵不羁，其所为尽而有余，此所由笔力卓越。
惟贾谊《过秦论》同此奇矫雄肆。自来文章惟《国策》善用其尽，跌宕昭彰，尽而不为声嘶气竭，只见恣肆横溢，仪态万方，于粗豪出妩媚，以雄快为洄澜。汉文得《国策》之尽，而夭矫余怒，力沉气猛者，惟贾谊与司马迁。
然贾谊明辩，尽以雄快。马迁悲愤，尽而沉郁。既以身遭腐刑，而恨文采不表于后世。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上起黄帝，下穷汉武，十二本纪以包举大端，七十列传以委曲细事；十表以谱列年爵，八书以总括政典；逮于天文地理，国制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合百三十篇，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其意则楚《骚》之情兼雅怨，其体则史记之事该本末，而其文则《国策》之辞极纵横，跌宕昭彰，独超众类。
其为《秦楚之际月表序》曰：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寸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发愤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而《太史公书》亦妙得此意。
即如《项羽本纪》，叙其战胜攻取；《高祖本纪》叙其屡为项王所败，而首详其符命，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项羽本纪》末叙垓下之败，借羽口中喝出“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一语；而《高祖本纪》叙高祖临崩，亦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岂非天命乎。”两相照映，言下见得高祖并无功德，所以得天下，不过命当贵，得天独厚耳。此序《秦楚之际月表》，历称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及秦起襄公，云“以德若彼，用力如此”。
而高祖则德力两无可称，乃起闾巷，而合从讨伐轶三代，不得已归之于天；极意颂扬之中，辞带讽刺，与《本纪》羽口中“非战之罪”，高祖自云“岂非天命”，语气熔成一片。及序《六国表》，又称：“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
然卒并天下，盖若天所助。”以天所助归之于秦，而以德义与兵两层“不如”夹出，正与《秦楚之际月表序》“以德若彼，用力如此”两语对照，为汉作影子。
而卒之曰：“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
意尤跃然，见秦取天下多暴，而为汉所取法；汉之治天下，不过承战国之权变，袭秦之故耳。叙事不合参入断语，而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
《太史公书》与《左传》一揆。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而太史公善叙事理，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续颠，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夹叙夹议，于左氏法已不移而具。

文章之道，时为大。即以《左传》、《史记》而论：强左为马，则噍杀；强马为左，则单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若逸气纵横，则左谢为马。
若簪裾礼乐，则马不继左。马迁文字，一二百言作一句下，更点不断；惟长句中转得意出，所以为豪。而“学无所不窥”，“善指事类情”，太史公以是传《庄子》，亦自况也。
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现，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