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弗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允者，独发愤行之。
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延，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着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
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正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良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复白。
盖所以自道者如此。
传有《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
而宗元之论韩愈，则谓：“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
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犹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
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
互相推挹；而愈所穷年孜兀者，为《尚书》、《诗》三百篇、《庄子》、《离骚》、《太史公》、扬雄诸家；宗元之所致力，则在《尚书》、《诗》三百篇、《左传》、《国语》、《离骚》、《汉书》、扬雄之书。议论之文，韩愈雄肆而尽，宗元辩核而裁；若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韩不如柳。何者？韩愈善用奇以畅气势，宗元工为偶以相比勘。
韩愈急言竭论，孤行一意以发其辞；宗元比事属辞，巧设两端以尽其理。韩愈辞胜于理，宗元理胜于辞。昔贤以为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柳子有焉。
若韩公则烦辞以相假，饰辞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