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邵子曰：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以“元亨”为变，则“利贞”为应。以“吉凶”为应，则“悔吝”
为变。元则吉，吉则利应之。亨则凶，凶则应之以贞。悔则古，吝则凶，是以变中有应，应中有变也。变中之应，天道也，故元为变，则亨应之；利为变，则应之以贞。应中之变，人事也，故变则凶，应则吉，变则吝，应则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也。
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告以君子之义。
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也。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6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
阴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阳则小人，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
《传序》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
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昧。自秦而下，盖无传矣。
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其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着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
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着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
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緼交感，变化不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易》
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虽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当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