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事就绪，王安石也即罢相。原来吕惠卿既出知陈州，王雱尚欲倾害，事被惠卿所闻，即上讼安石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并及雱构陷情状。神宗取示安石，安石为子辩诬，及退归问雱，雱却并不抵赖，且言必致死惠卿，方能泄恨。顿时父子相争，惹起一场口角。雱盛年负气，郁郁成疾，背上陡生巨疽，竟尔绝命。安石又悲不自胜，屡请解职。御史中丞邓绾，恐安石一去，自己失势，力请慰留安石，赐第京师。神宗心滋不悦，转语安石。安石颇揣知上意，即还奏道：“绾为国司直，乃为宰臣乞恩，大伤国体，应声罪远斥为是。”神宗遂责绾论事荐人，不循守分，斥知虢州。可为逢迎者鉴。看官！试想邓绾是安石心腹，安石指斥邓绾罪状，明明是尝试神宗，可巧弄假成真，教安石如何过得下去？当下申请辞职，神宗亦即允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或竟直言吕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附陈安石私书，有无使上知，及勿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系指冯京一人，京与安石同年，自神宗览到此书，方以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复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特擢为同平章事。王雱亦由参政同升。充乃乞召司马光、吕公着、韩维及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乃召吕公着知枢密院事，复进程颢判武学。颢自扶沟县入京，任事数日，即由李定何正臣，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异，神宗又疑惑起来，竟命颢仍还原官。吕公着上疏谏阻，竟不得请。且擢用御史中丞蔡确为参政，蔡确由安石荐用，得任监察御史，初时很谄事安石，至安石罢相，他即追论安石过失，示不相同，即此一端，已见阴险。并排去知制诰熊本，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自己遂得代任御史中丞。神宗反加信任，竟命为参政。士大夫交口叱骂，确反自喜得计。吴充欲稍革新法，他又说是萧规曹随，宜遵前制，因此各种新法，仍旧履行。既论王安石，复劝吴充遵行新法，反复无常，一至于此。
会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谤君父，交通戚里，有诏逮轼入都，下付台狱。看官道苏轼如何得罪？由小子约略叙明。轼自杭徙徐，良徐徙湖，平居无事，每借着吟咏，讥讽朝政，尝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数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因借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的罪名，竟欲置诸死地。适太皇太后不豫，由神宗入问慈安，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尝欣慰道，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逮轼下狱，莫非由仇人中伤么？且文人咏诗，本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应熟察为是。”神宗闻言，总算唯唯受教。及退，复得吴充奏章，为轼力辩，乃不忍加轼死罪，拟从末减。既而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复从旁入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谓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呢！”神宗道：“朕固不欲深谴，当为卿贳他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轼辩，他人反欲害卿，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生杀大权，操诸君相之手，何惮何忌，乃戒他勿泄耶？同平章事王雱，闻神宗有赦轼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遂说他确系不臣，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再吹毛索瘢哩。”文字不谨，祸足杀身，幸神宗尚有一隙之明，轼乃得侥幸不死。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等同一举动，隐相联络，均非严惩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及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惧罚铜。
先是轼被逮入都，亲朋皆与轼绝交，未闻过视。至道出广陵，独有知扬州鲜于侁，亲自往见。台吏不许通问，侁乃叹息而去。扬州属吏，劝侁道：“公与轼相知有素，所有往来文字书牍，宜悉毁勿留，否则恐遭延累，后且得罪。”侁慨然道：“欺君负友，侁不忍为，若因忠义获谴，后世自有定评，侁亦未尝畏怯呢。”至是侁竟坐贬，黜令主管西京御史台。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往日，尝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间。且就东坡筑室自居，因自号东坡居士。每有宴集，笑谈不倦，或且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色。就是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无不立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阻。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至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成，方见润色。”珪答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神宗道：“轼不宜召，且用曾巩。”乃命巩充史馆修撰。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尚未惬，遂手诏移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云云。神宗即日报可，轼乃至常州居住。这是后话。
且说神宗在位十年，俱号熙宁，至十一年间，改为元丰元年。苏轼被谪，乃是元丰二年间事。补叙岁序。未几，宫中即遇大丧，太皇太后曹氏，升遐而去，有司援刘后故例，拟定尊谥，乃是慈圣光献四字。神宗素具孝思，服事太皇太后，无不曲意承欢，太皇太后亦慈爱性成，闻退朝稍晚，必亲至屏扆间候瞩，或且持膳饷帝，因此始终欢洽，毫无间言。旧例外家男子，不得入谒，太皇太后有弟曹佾，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常入白太皇太后，可使入见。太皇太后道：“我朝宗法，怎敢有违？且我弟得跻贵显，已属逾分，所有国政，不应令他干涉，亦不准令他入宫。”密示防闲，确是良法。神宗受教而退。及太皇太后违豫，乃由神宗申禀，得引佾入谒，谈未数语，神宗先起，拟暂行退出，俾佾得略迹言情。不意太皇太后已语佾道：“此处非汝所得久留，应随帝出去！”这两语不但使佾伸舌，连神宗听着，也为竦然。至太皇太后病剧，神宗侍疾寝门，衣不解带，竟至匝旬。太皇太后崩，神宗哀慕逾恒，几至毁瘠。一慈一孝，也可算作宋史的光荣了。特笔从长。嗣复推恩曹氏，进佾中书令，官家属四十余人，其间不无过滥，但为报本起见，不必苛议。力重孝字。况且曹佾有官无权，终身不闻侈汰，这也由曹氏一门犹知秉礼，所以除贤后外，尚有这贤子弟呢。极褒曹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