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童，译使也。正统十三年使虏，拘为奴。十四年英宗蒙尘，官重闻之泣。方为人牧放，适也先至，叩马以故谕之。久之，也先下马曰：“尔识若君耶？”官童曰：“我君岂有不识者？”于是令从者引见上。上曰：吴某至，吾无忧也。相对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国为君者甚众。失一君复立一君，执之何为，时英庙与也先不曾相见，盖未有定其礼者。官童复以理谕也先曰：尔父某年来朝受某赐，某年又受某赐，尔亦臣也，岂可为宾主礼？也先设五拜稽颡，复进膳。英庙饮而赐其余，也先饮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车载其妹为英庙配，问于官童，曰：“焉有万乘君而为胡婿耶？后史何以载？”却之则拂其情，乃绐之曰：“尔妹，朕固纳之，但不当为野合。待朕还中国，以礼聘之。”也先乃止。又选胡女数人荐寝，复却曰：“留俟他日为尔妹从嫁，当以为嫔御。”也先益加敬。我朝译使中乃有此人。
北京功德寺后宫，像设工而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尝幸此，三宿乃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许之，复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经在，不可就寝，遂不复出幸。当时名臣尚多，而使宦者为此，可叹也。
阿丑，乃钟鼓司装戏者，颇机警，善谐谑，亦优旃敬新磨之流也。成化末年，刑政颇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命精择之。既得一人，问其姓名，曰：“公论。”主者曰：“公论如今无用。”次得一人，问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难行。”最后一人曰“胡涂”，主者首肯曰：“胡涂如今尽去得。”宪宗微哂而已。若宪宗因此稍加厘正，则于朝政大有所补。正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则滑稽其可少哉？惜乎宪庙但付之一哂而已。若在今日，则胡涂亦无用处，唯佻狡躁竞者乃得进耳。
十一史七
乙卯年，倭贼从浙江由严衢过饶州，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於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倭贼既杀败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桥一农家。七十二人皆酣饮沉睡。此农家与顾彭山太常庄邻并，其庄上人亲见之。此时若有探细人侦知其实，当夜遣一知事将官，潜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杀都尽。但诸公皆不知兵，闻贼至则盛怒而出。一有败衄则退然沮丧，遁迹匿影唯恐不密。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败而为功者，此正用计之时也。而乃甘於自丧，何耶？且又不用细作，全无间谍，遇着便杀，杀败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传言欲窥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阳为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阳，须筑一坚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阳之所以有关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阳有城。贼人攻丹阳城不下，必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阳兵之蹑其后也。苟不得丹阳城，越之而来，则南京兵当其前，丹阳兵蹑其后，句容出一兵捣其中，此之谓腹背受敌，兵家所忌，乃必败之道也。故能遥为南京声援，譬如倭子越嘉兴而至苏州，使苏州兵迎敌，嘉兴兵蹑之，吴江兵从而捣之。则岂能如此得志哉？今贼至嘉兴，嘉兴坚闭城门。兴之一战城下，任其过去，则吴江苏州当其冲，嘉兴方安坐相庆以为无事矣。若但如此，则丹阳虽有城，亦何益於南京胜负之数哉？然此等调度全在总督，而当事诸公曾无一人及此者。可叹可叹！
倭寇既去之后，司寇景山钱公在大理。余与之言曰：夫倭寇之来，大江之外有三路可达南都。从常镇来，则句容其一路也；从宜兴来，则秣陵关其一路也；从太平而来，则江陵镇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须得地利。今参赞与守备诸公，当亲至其处相度地形，如某处可以屯兵，某处可以会战，某处可以设伏，皆默识於心。倘一日有警，则差某将官豫先提兵扎营於某处拒敌，某将官於某处策应，某将官於某处设伏。待其既至，则与之争利。先占山头，则我为主，彼为客。我以逸，彼以劳。所以制敌者在我矣。万一不利，则策应兵与伏兵俱起，左右合击，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谓庙胜者盖不越此。今必待敌人既至，然后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与合战，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伤。若忽与虎遇，苟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战之兵，气未及定，猝与敌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则万万必败，又岂待智者而后知耶？公当可言之地，可与当事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诸公，后亦颇用其说。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见守备何太监，余谢山田舍即何太监旧庄也。何云：“公庄上杨树何萧疏若此？”余云：“公无事不出城，何由见之？”何云：“前日与诸公看埋伏耳。”夫既谓之伏，当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游行，潜觅其处，岂可显言於众曰：“吾往寻设伏虎耶。”谓之机务，恐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