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大渐之时，既诛戮江彬，人心未定，国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谗邪交构其间。稍有异同，则国事几殆。时杨石斋秉政，卒能缉睦宫闱，镇安中外，使虚宁数月，天下晏然。真可谓社稷之臣矣。古人谓天子门生，石斋成捧日之功，以议礼不合，无故而去，天下惜之。今上即位，赐谥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庙堂，可谓合万世之公矣。
石斋当武皇大渐之时，其调度区画取办俄顷。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石斋一一口授。动中机宜，略无舛错。此真有宰相之才，虽姚崇何以过之？
庚戌之事，赵大周力排和议，抗论于朝，言朝廷养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无人，岂祖宗立国之意哉？且何代无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义，谁敢不尽力效命？况虏人用兵，气之盛衰，视月盈缩。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则月渐亏，虏必退，宜不动以观其衅。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与之盟，则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议遂息。虏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当时果与之盟，则岁遣重使，输以岁币，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而召戎启衅，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今边衅不开，而国势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实功在社稷，然举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岂真所谓曲突徙薪者耶？
大周既论列于朝，继上疏陈三事。其一，开损军之令，盖祖宗之制，但边将有损折军士者，即谓之失机，百姓虽尽为掳去亦所不论。故虏人一入内地，则兵将皆入保城堡，纵其剽略，而百姓遂为鱼肉，此最为失策者。开损军之令，庶边将始敢提兵出战，稍为百姓之卫。其二，录周尚文之功。周尚文，边将之有功而方论罪者。其三，释放杨爵杨继盛。盖二人皆以劾奏权贵论死，久禁狱中者，遂以此忤权贵。大周时为国子司业，即命带佥都御史职衔，赍银数万两出城赏军，又不给以敕印，实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请敕印，元宰衔恨不许。论辩既久，义颇正，不能夺，遂给敕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宁营，咸宁希中旨不肯收银，令大周遍历各营唱名给散。大周窘迫无计，是夜宿咸宁营中。至明旦，虏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于难，不然则立为齑粉矣。后以前事责某县典史。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后，在顺门上待捉。同年与同馆诸公无一人来视者。唯张瓯江陪坐竟日，商确言论皆侃侃可听。瓯江，罗峰子，以恩荫补官。此足以见罗峰立朝正色，而其遗范犹有可观。
七史三
余在南都时，张石川通政时已致仕，因倭寇之变，来南都漫游。有一相识内臣适管十库。张往拜之，约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访太祖旧迹，遂相携而往。入西华门，即访丞相府。府在西华门内北向，规模甚宏壮。太祖诛胡惟庸汪广洋后，府遂废。今所存者，惟危垣倾栋断烟荒草而已。
太祖自诛胡汪之后，遂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阁下诸臣但以备顾问而已。故解缙与胡广诸人，皆以讲读入阁办事。杨文定亦但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无散官，故其权甚轻。然各衙门章奏皆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后三杨在阁既久，渐兼尚书。其后散官加至保傅，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矣。
唐诗云“三省官僚揖者稀”。盖唐宋设官并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书省，二曰门下省，三曰尚书省。中书省则置中书令，而中书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书舍人，皆其属也。门下省则古唐虞纳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则置仆射，侍中门下、侍郎中常、侍武骑常、侍散骑常、侍给事中，皆其属也。尚书省则置尚书，而六曹皆设子部，其属则选部、考功仪部、驾部、金部、仓部、比部、虞衡水部之类，皆设郎中、员外郎是也。凡朝廷有大政令，则由门下省奏上，发中书省看详，仍发门下省下尚书省施行。今给事中每日在六科廊接本，犹古之遗意也。给事中原非谏官，掌在封驳。中书省看详未当，虽诏旨已下，皆得封上。苟事体未妥，虽十反不已也。故尚书拜相则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是也。当时政体互相钤辖，事权常分，使门下尚书二省坚持官守，不相阿纵。则宰相之权，初亦甚轻，但看详由于中书，则主张庶事皆由其手。若给事中不能封驳，尚书奉行唯谨，其权安得不日渐隆重哉？故唐宋时即有宰相如元载、卢杞、秦桧、贾似道者，盖由此也。今各部之事，皆听命于阁下，所不待言。虽选曹有员缺，亦送揭帖与阁下看过，然后注选。此不知胡汪当国时有此事否。夫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日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岂亦其威权太盛致然耶？
唐时以舍人年探者谓之阁老，今直以宰相为阁老，亦传袭之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