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脱了大衫，轻手蹑脚的到厨房去，找他旧日谋生活的工具：筐子，绳子，扁担。他不知道，能否找到它们，因为他已不记得它们是早已被扔出去，或是被韵梅给烧了火。
韵梅轻轻的走进来：“哟！爷爷在这儿干什么呢？”“啊——”被这么忽然的一问，老人仿佛忘了自己是在干什么呢。假装的笑了笑，才想起来：“我的筐子扁担呢？”“什么筐子扁担？”韵梅根本不记得这里有过那些东西。“哼！我什么小生意都作过！庚子那年，我还卖过枣儿呢！我要我作生意用的筐子扁担！”
“干什么呢？爷爷！”韵梅的大眼睛睁得很大，半天也没眨巴一下。
“我作小买卖去！不能走远了，我在近处磨蹭；不能挑沉重的，我弄点糖儿豆儿的；一天赚三毛也好，五毛也好；反正我要卖点力气，不能等着饿死，也不能光分吃你们的粮！”“爷爷！”韵梅一时想不出话来，只这么叫了一声，声音相当的大而尖锐。
听了这声音喊叫，小顺儿，妞子，和天佑太太全跑了来。
被大家围住，老人把话又说了一遍，说得很客观，故意的不带感情，为是使大家明白：事情是事情，不必张牙舞爪。
听罢，大家都默默相视，小妞子过去拉住老人的手。天佑太太知道她必须先发言：“我们不能教您老人家去！事情不好办是真的，可是无论怎说，我们得想法子孝顺您！还说您的筐子扁担呢，横是搁也搁烂了！”
小顺儿与妞子一齐响应：“太爷爷，不去！”
韵梅也赶紧说：“等等瑞宣，等他回来，大家伙商议商议。”
她回头叫小顺儿：“小顺儿，搀着他老人家！”
这样捧着哄着的，大家把老人送到他的屋中去。
躺在床上，老人把自己从前的奋斗史一五一十的说给孩子们听，而没敢提到现在与将来，因为对现在与将来他已毫无办法。
晚上瑞宣回来，韵梅和婆婆赶紧把老人的事告诉了他。他楞了半天，然后干笑了一下，没法说出任何话来。
祁老人，说也奇怪，并没向长孙再说那件事。祖孙的眼光碰到了一处，就赶紧移开；唇刚要动，就又停住。结果，大家都很早的就睡下，把委屈，难堪，困难，都交给了梦！
李四爷和邻居们都以为粮证是一发下来，便可以永远适用的。李老人特别希望如此，因为他已经挨了不少冤枉骂，所以切盼把一劳永逸的粮证发给大家，结束了这一桩事，不再多受攻击。
谁知道，粮证是只作一次用的，过期无效。大家立刻想到：天天，或每三两天，他们须等着发给粮证；得到粮证，须马上设法弄到钱，好赶快去取粮——过期无效！假若北平人也有什么理想的话，那便是自自由由的，客客气气的，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这假使作不到，求其次者，便是虽然有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而仍然客客气气的不多给他们添麻烦——比如粮证可以用一年或二年，凭证能随时取到粮食。哼！日本人却教他们三天两头的等候粮证，而后赶紧弄钱，马上须去领粮！麻烦，麻烦，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象吃下去一个苍蝇，马上想呕吐！
最使他们心寒胆颤的是：假若发了一次粮证以后，而不再发，可怎么好呢？就是再发而相隔十天半月，中间空起一块来，又怎么办呢？难道肚子可以休息几天，而不饿么？这样一揣测，他们看见了死亡线，象足球场上刚画好的白道儿那么清楚，而且就在他们眼前！他们慌了神，看到了死；于是，也就更加劲的咒骂李四爷。他们不敢公开的骂日本人，连白巡长也不敢骂，因为他到底是个官儿。他们也不便骂孙七，他不过是副里长。李四爷既非官儿，又恰好是正里长，便成了天造地设的“骂档子”①！
李老人时时的发楞：发气，没有用；忍受，不甘心。他也看到死亡，而且死了还负着一身的辱骂！拿出他的心来，他觉得，他可以对得起天地日月与一切神灵；可是，他须挨骂！
或者只有北平，才会有这样的夏天的早晨：清凉的空气里斜射着亮而喜悦的阳光，到处黑白分的光是光，影是影。空气凉，阳光热，接触到一处，凉的刚刚要暖，热的刚搀上一点凉；在凉暖未调匀净之中，花儿吐出蕊，叶儿上闪着露光。就连小羊圈这块不很体面的小地方，也有它美好的画面：两株老槐的下半还遮在影子里，叶子是暗绿的；树的梢头已见到阳光，那些浅黄的花朵变为金黄的。嫩绿的槐虫，在细白的一根丝上悬着，丝的上半截发着白亮的光。晓风吹动，丝也左右颤动，象是晨光曲的一根琴弦。阳光先照到李四爷的门上。那矮矮的门楼已不甚整齐，砖瓦的缝隙中长出细长的几根青草；一有了阳光，这破门楼上也有了光明，那发亮的青草居然也有点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