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小屋中，他不愿再多想什么，只坚决的等着饥饿。是的，日本人的确会折磨人，打伤外面，还要惩罚内里。他反倒笑了。
当晚，小屋里又来了三个犯人，全是三四十岁的男人。由他们的惊恐的神色，他晓得他们也都没有罪过；真正作了错事的人会很沉静的等待判决。他不愿问他们什么，而只低声的嘱咐他们：“你们要挺刑！你们认罪也死，不认罪也死，何苦多饶一面呢？用不着害怕，国亡了，你们应当受罪！挺着点，万一能挺过去，你们好知道报仇！”
三天，没有他的东西吃。三天，那三个新来的人轮流着受刑，好象是打给他看。饥饿，疼痛，与眼前的血肉横飞，使他闭上眼，不出一声。他不愿死，但是死亡既来到，他也不便躲开。他始终不晓得到底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偏偏劝他投降，他气闷。可是，饿了三天之后，他的脑子更清楚了；他看清：不管日本人要干什么，反正他自己应当坚定！日本人说他有罪，他便是有罪，他须破着血肉去接取毒刑，日本人教他投降，他便是无罪，他破出生命保全自己的气节。把这个看清，他觉得事情非常的简单了，根本用不着气闷。他给自己设了个比喻：假若你遇见一只虎，你用不着和它讲情理，而须决定你自己敢和它去争斗不敢！不用思索虎为什么咬你，或不咬你，你应当设法还手打它！
他想念他的小儿子，仲石。他更想不清楚为什么日本人始终不提起仲石来。莫非仲石并没有作了那件光荣的事？莫非冠晓荷所报告的是另一罪行？假若他真是为仲石的事而被捕，他会毫不迟疑的承认，而安心等着死刑。是的，他的确愿意保留着生命，去作些更有意义的事；可是，为了补充仲石的壮烈，他是不怕马上就死去的。日本人，可是，不提起仲石，而劝他投降。什么意思呢？莫非在日本人眼中，他根本就象个只会投降的人？这么一想，他发了怒。真的，他活了五十多岁，并没作出什么有益于国家与社会的事。可是，消极的，他也没作过任何对不起国家与社会的事。为什么日本人看他象汉奸呢？呕！呕！他想出来了：那山水画中的宽衣博带的人物，只会听琴看花的人物，不也就是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人么？日本人当然喜欢他们。他们至多也不过会退隐到山林中去，“不食周粟”；他们决不会和日本人拚命！“好！好！好！”他对自己说：“不管仲石作过还是没作过那件事，我自己应当作个和国家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去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我不是被国事连累上，而是因为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我罪有应得！从今天起，我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
这样想清楚，虽然满身都是污垢和伤痕，他却觉得通体透明，象一块大的水晶。
日本人可是并不因为他是块水晶而停止施刑；即使他是金钢钻，他们也要设法把他磨碎。
他挺着，挺着，不哼一声。到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喊：“打！打！我没的说！”他咬着牙，可是牙被敲掉。他晕死过去，他们用凉水喷他，使他再活过来。他们灌他凉水，整桶的灌，而后再教他吐出来。他们用杠子轧他的腿，甩火绒炙他的头。他忍着挺受。他的日子过得很慢，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很快，当他昏迷过去的工夫。他决定不屈服，他把生命象一口唾液似的，在要啐出去的时节，又吞咽下去。
审问他的人几乎每次一换。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刑，问不同的话。他已不再操心去猜测到底他犯了什么罪。他看出来：假若他肯招认，他便是犯过一切的罪，随便承认一件，都可以教他身首分离。反之他若是决心挺下去，他便没犯任何罪，只是因不肯诬赖自己而受刑罢了。他也看明白：日本人也不一定准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可是既然把他捉来，就不便再随便放出去；随便打着他玩也是好的。猫不只捕鼠，有时候捉到一只美丽无辜的小鸟，也要玩弄好大半天！
他的同屋的人，随来随走，他不记得一共有过多少人。他们走，是被释放了，还是被杀害了，他也无从知道。有时候，他昏迷过去好大半天；再睁眼，屋中已经又换了人。看着他的血肉模糊的样子，他们好象都不敢和他交谈。他可是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便鼓舞他们，教他们记住仇恨和准备报仇。这，好似成了他还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目的与使命。他已完全忘了自己，而只知道他是一个声音；只要有一口气，他就放出那个声音——不是哀号与求怜，而是教大家都挺起脊骨，竖起眉毛来的信号。
到最后，他的力气已不能再支持他。他没有了苦痛，也没有了记忆；有好几天，他死去活来的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