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长袍的坐下，立起个武装的日本人。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这时候已分头在各冲要的地方站好，以便“领导”学生。他们拚命的鼓掌，可是在天安门前，他们的掌声直好象大沙漠上一只小麻雀在拍动翅膀。他们也示意教学生们鼓掌，学生们都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台上又发出了那种象小猫打胡噜的声音，那个日本武官是用中国话说明日本兵的英勇无敌，可是他完全白费了力，台下的人听不见，也不想听。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象一个猴向峨嵋山示威呢。
一个接着一个，台上的东洋小木人们都向天安门发出嗡嗡的蚊鸣，都感到不如一阵机关枪把台下的人扫射干净倒还痛快。他们也都感到仿佛受了谁的愚弄。那些学生的一声不出，天安门的庄严肃静，好象都强迫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几个猴子，耍着猴子戏。他们在城楼上，玉石桥下面，都埋伏了兵与机关枪，防备意外的袭击。在台上，他们还能远远的望到会场外围给他们放哨的兵——看着也象小傀儡。可是，天安门和学生们好象不懂得炸弹与手枪有什么用处，沉默与淡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
台上和台下的干事们喊了几句口号。他们的口都张得很大，手举得很高，可是声音很小，很不清楚。学生们一声不出。庆祝保定的胜利？谁不知道保定是用炸弹与毒气攻下来的呢！
台上的傀儡们下了台，不见了。带绸条的干事们拿着整篮子的昭和糖来分发，每个学生一块。多么高大的天安门啊，每人分得那么小的一块糖！中日亲善啊，每人分得一块糖，在保定被毒气与炸弹毁灭之后！昭和糖与小旗子都被扔弃在地上。
冠先生早已来到，而不敢往前凑，怕有人放炸弹。台上已经有两三个人讲过话，他才大着胆来到台前。他很想走上台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气的拦住。他只好站在学生的前面。学生的第一行离讲台也有五六丈远，台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旧戏中呈递降表的人那样打躬，报门而进，好引起台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动。他给巡警解释了几句：
“请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要给台上的人们行个礼！”
“难道台上的人是尊家的爸爸？”巡警没有好气的问。
冠先生没再说什么，也没再想往前挪动，只那么心到神知的，远远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后，他必恭必敬的听着台上发出来的声音；扬着脸，希望台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后，他也接过一块昭和糖，而且对“干事”说：“会开得很好呢！”——天安门的一幕滑稽剧，只得到这么一句称赞。
瑞宣在院中走来走去，象个热锅上的蚂蚁。他以为无论如何今天天安门前必要出点岔子。这是日本人公开的与北平市民见面的第一次。日本人当然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北平人呢？瑞宣晓得北平人的软弱，可是他也晓得在最软弱的人里也会有敢冒险去牺牲的，在亡了国的时候。这么大的北平，难道还没有一两个敢拚命的人？只要有这么一两个人，今天的天安门前便一定变成屠场。瑞宣，和一般的北平人一样，是不喜欢流血的。可是，他以为今天天安门前必不可免的要流血，不管他喜欢与否。他甚至想到，假若今天北平还不溅出点血去，北平人就似乎根本缺乏着一点什么基本的东西，而可以嬉皮笑脸的接受最大的耻辱了。他几乎盼望流血了！
同时，他又怕天安门前有什么不幸。今天赴会的都是被强迫了去的学生。以往的军事的政治的失败，其咎不在学生，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用血替别人洗刷点羞耻的责任。况且国内读书的人是那么少，大家应当为保护学生而牺牲，而不应当先去牺牲学生，尽管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他想起许多相熟的年轻可爱的面孔，有的跟他感情特别好，有的对他很冷淡，但是客观的看来他们都可爱，因为他们都天真，年轻。假若这些面孔，这些民族的花朵，今天在天安门前，遭受到枪弹的射击，或刺刀的戳伤……他不敢再往下想。他们是他的学生，也是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
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学生，只有学生，才是爱国的先锋队。他们有血气，有知识。假若他们也都象他的祖父那样萎缩，或者象他自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岂不就是表示着民族的血已经涸竭衰老了么？况且，小崔的也不完全错误呢！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帝制，反抗旧礼教的束缚，反抗……都是学生；学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史上有过光荣的纪录——这纪录有好些个地方是用血写下来的！那么，难道今天，北平的学生，就忘了自己的光荣，而都乖乖的拿起“中日亲善”的小纸旗，一声不出吗？
他想不清楚。他只觉得烦躁不安。他甚至于关心到瑞丰的安全。他看不起二弟，但他们到底是一奶同胞的手足。他切盼瑞丰快快回来，告诉他开会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