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求抬了抬头，想建议他的全家搬来，可是紧跟着便又低下头去，不敢把心意说出来；他晓得自己的经济能力是担负不起两个人的一日三餐的；况且姐丈的调养还特别要多花钱呢！
瑞宣心中很乱，假若事情发生在平日，他想他一定会有办法。可是事情既发生在现时，即使他有妥当的办法，谁能保险整个的北平不在明天变了样子呢？谁敢保证明天钱先生不再被捕呢？谁知道冠晓荷要怎样报复呢？谁敢说金三爷，甚至连他自己，不遇到凶险呢？在屠户刀下的猪羊还能提出自己的办法吗？
他干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他知道自己的话是最幼稚，最没力量，可是不能不说。即使是个半死的人，说一句话总还足以表示他有点活气儿。“三伯伯！我看少奶奶得在这儿伺候着钱伯伯。我，和我的内人，会帮她的忙。至于他们公媳二人的生活费用，只好由咱们大家凑一凑了。我这些话都不是长远的办法，而只是得过且过，混过今天再说明天。谁敢说，明天咱们自己不被日本人拿去呢！”
野求长叹了一口气。
金三爷把大手放在光头上，用力的擦了几下子。他要发怒，他以为凭自己的武功和胆气，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会受欺侮的。
这时候，里屋里钱先生忽然“啊”了一声，象一只母鸡在深夜里，冷不防的被黄狼咬住，那么尖锐，苦痛，与绝望。野求的脸，好容易稍微转过一点颜色来，听到这一声，马上又变成惨绿的。瑞宣象被针刺了似的猛的站起来。金三爷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全忽的竖起，他忘了自己的武功与胆气，而觉得象有一把尖刀刺入他的心。
三个人前后脚跑进里屋。钱老人由横躺改为脸朝下的趴伏，两臂左右的伸开，双手用力的抓着床单子，指甲差不多抠进了布中。他似乎还睡着呢，可是口中出着点被床单阻住的不甚清楚的声音。瑞宣细听才听明白：“打！打！我没的说！没有！打吧！”
野求的身上颤抖起来。
金三爷把头转向了外，不忍再看。咬了咬牙，他低声的说：“好吧，祁大爷，先把亲家治好了，再说别的吧！”
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无论天气怎样的寒，还是怎样的热，无论家中有什么急事，还是身体不大舒服，瑞宣总不肯告假。假若不得已的请一两点钟假，他也必定补课，他不肯教学生在功课上吃一点亏。一个真认识自己的人，就没法不谦虚。谦虚使人的心缩小，象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实才能诚实。瑞宣认识他自己。他觉得他的才力，智慧，气魄，全没有什么足以傲人的地方；他只能尽可能的对事对人尽到他的心，他的力。他知道在人世间，他的尽心尽力的结果与影响差不多等于把一个石子投在大海里，但是他并不肯因此而把石子可惜的藏在怀中，或随便的掷在一汪儿臭水里。他不肯用坏习气减少他的石子的坚硬与力量。打铃，他马上拿起书上讲堂；打铃，他才肯离开教室。他没有迟到早退的，装腔作势的恶习。不到万不得已，他也永远不旷课。上堂教课并不给他什么欣悦，他只是要对得住学生，使自己心中好受。
学校开了课。可是他并不高兴去。他怕见到第二代的亡国奴。他有许多理由与事实，去原谅自己在北平低着头受辱。他可是不能原谅自己，假若他腆着脸到讲台上立定，仿佛是明告诉学生们他已承认了自己无耻，也教青年们以他为榜样！
但是，他不能不去。为了收入，为了使老人们心安，为了对学校的责任，他不能藏在家里。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受刑——教那些可爱的青年们的眼，象铁钉似的，钉在他的脸上与心中。
校门，虽然是开学的日子，却没有国旗。在路上，他已经遇到三三两两的学生；他不敢和他们打招呼。靠着墙根，他低着头疾走，到了校门外，学生们更多了。他不知道怎样的走进了那个没有国旗的校门。
教员休息室是三间南房，一向潮湿；经过一夏天未曾打开门窗，潮气象雾似的凝结在空中，使人不敢呼吸。屋里只坐着三位教师。见瑞宣进来，他们全没立起来。在往常，开学的日子正象家庭中的节日，大家可以会见一个夏天未见面的故人，和新聘来的生朋友，而后不是去聚餐，便是由校长请客，快活的过这一天。这一天，是大家以笑脸相迎，而后脸上带着酒意，热烈的握手，说“明天见”的日子。今天，屋里象坟墓那样潮湿，静寂。三位都是瑞宣的老友。有两位是楞磕磕的吸着烟，一位是注视着桌子上纵起的一片漆皮。他们都没向瑞宣打招呼，而只微微的一点头，象大家都犯了同样的罪，在监狱中不期而遇的那样。瑞宣向来是得拘谨就拘谨的人，现在就更不便破坏了屋中沉寂的空气。他觉得只有冷静，在今天，才似乎得体。在今天，只有冷静沉寂才能表示出大家心中的苦闷。在静寂中，大家可以渐渐的听到彼此心中的泪在往外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