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宣大总督侍郎翁万达上《安边书》虏患以来，岁调客兵甚众，皆于夏月至镇，入秋则分布乘塞。步兵登垣，马兵列营，号曰摆边。然山西惩前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募兵置将，亦如边镇，岁费大增。而山东、河南之间一切搔动不已。又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罢，虏寇即至。一时倡议诸臣俱伏重宪，故乘塞遂成故事。且先期而集，后期不解，而宣府中东北路、大同西东路故无城可乘，率以疲弱戍兵罗列沙碛，识者危之。万达至镇，分布诸将，申饰节度，曲尽便宜，骑营步屯，始相联络。且赏罚明信，人人自奋。于是铁裹门、鹁鸽峪、张家口、膳房堡、云州诸战，率皆以寡敌从，虏始疑惧，有进贡之请矣。万达叹曰：“摆守无险，步兵日危；列营历时，客兵日费。二弊不去，予终负国家也。”为《安边书》上之。且曰：“宜罢徵兵于内省，分镇兵于外藩，使山西籍备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边大势，大同最称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遍老。分之则大同之最难守者北路，次中路，次东路。宣府最难守者西路，次北路，次东路。”乃寻昔年修筑规辙，区别缓急，酌量工役。及议山西大同并守事宜，修陈乘城之目二，乘塞之目八，悉见施行。
夏四月，筑长城。初，督府上《安边书》，言：“宣府西路长城已成，他路未成者不可偷日，以失全势。且城成而不式，与役兴而不终，敝也。他路固有已城而卑圮，初筑而中停者矣。宜酌量虏患缓急以为工役次第，数年之间悉城如制，斯成者不以有隙而隳，始者不以无继而沮矣。”从之。于是分北中路百七十里为极冲，二百六十余里为次冲，城之。而又增城先年东西中路未城者百余里（此宣府长城之筑为中条理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北虏寇天城。初，督府移近塞墩，于长城增卒为守。令曰：“乘塞兵至，则谨饰烽堠；乘塞兵罢，则带管塞垣。”每墩不半里许，冬暮春初，鲜大举，即小警举烽共拒之，不数刻所司兵至矣，故冬暮率无事。及是，逼正旦，所司督察稍怠，墩卒有潜赴城货易者。虏伺便，烧暗门入，驱羊马数百去，官军亦有在野被驱者，于是天城诸守备俱重愆，边令益严矣。
秋八月，虏寇拒墙。总兵官周尚文击破之。初，尚文城拒墙五堡，在长城外，督府难之，然业已成立。督府乃檄尚文曰：“入秋便可伏精骑获禾稼，且虞有战也。夫虏不获逞志于塞内，能无致毒于塞外堡乎！”至是尚文遣家丁千余，骑伏弥陀山。刈禾者出，虏果纵数千骑逾山而东。家丁战焉，矢尽登山自守，一夕五告急。督府曰：“不救是后不可使人，且虏今次不惩，后无五堡矣。”促尚文出师，令兵备副使魏尚纶、佥事尹纶参其军。尚纶、纶至，与尚文谋曰：“此出塞无山溪，惧其蹂践我也。且家丁保弥陀者三日不食矣，何能自拔！”乃括民车百余辆，列火器其上，实以熟食蔓精之类，遂出塞。虏见易之。尚文环车为营，且战且行，度虏阵厚集也，火器大发，虏死者众。遂解弥陀之围。家丁得车，食饱而复战，虏大奔，斩首甚众。初，督府不欲置堡塞外，而尚文已城。议者往往咎之，及是君子以为善补过云。
九月，虏寇隆庆。总兵赵卿败绩。初，宣府以西中路为极冲，虏岁犯之。北路号严险，东路亦远僻。又李庄诸虏巢北路塞外，素不与大营虏合，而东路塞外花当、朵颜诸部落亦耕牧其地，不肯令大营虏得东，故二路鲜虏患。长城之役，急西中路。近西中路长城成，虏遂数来往北路。塞外李庄虏亦畏慑逃避，或曰为大营虏歼焉。至二十五年，虏遂犯云州，与守备易纲、游击陈言战，不得志而去。复谋曰：“北路险远，即入不战而疲矣。不若由北路左右腋窥隆庆，隆庆素不被兵民，堡损坏，易攻也。”时督府料虏必东，檄将校曰：“虏犹水也，城塞以止驱，犹筑防以障流，防不备则水注于不备之地，防既备则水漏于不固之防。今者虞大同则大同长城成，虞山西则并守议定，虞宣府则西中二路长城举役矣。所不备者北东路也。财力有限，工役因时令未能即城，北东路如西中而不厚集兵申警备，是遗之门也。”于是布兵设伏，倍于往时。九月，谍报虏窥镇安。督府檄赵卿曰：“镇安之险可据也，扼镇安，虏不能入矣。”时卿驻兵云州，去镇安仅三十里，督府以为无虑。继报虏攻独石，卿弃镇安走独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