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劳巡抚大同都御史詹荣。阳和之设，饬备发援，镇人赖之。总督万达上言，诏赐敕奖励。
二十五年春三月，筑大同长城。初，总督鹏议凿长堑，后抚镇渐筑城垣。及增筑靖虏五堡、灭胡九堡、镇羌四堡，大同西北号为重障。至是，总督侍郎万达集都御史荣、总兵官尚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戊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数留暗门，以便出哨。”且曰：“自阳和至宣府李信屯旧无城者也，自丫角山至阳和旧有堑，或城而不固者也。”于是议通筑，补故创新，凡三百余里。敌台暗门称是，增筑保安堡，设兵戍守。又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
按近来边患，大同为剧。弘赐五堡未立之前，十之八九；丫角以东筑垣之后，十之五六；阳和天城悉垣之后，十之一二。且大同地形平直，山险少于宣府；又无孤县突出受敌之所，若独石然者。夫地平直则道里易通，策应便宜；少山险则城以土筑，不虞剥削；无孤县受敌之所则旋折逶逦，不相辽邈。此大同之边所以可守，而并守之议为有真见也。但城必有台，而诘察之令当严；堡必近塞，而占着之画宜讲。诘察稍失严，则秋深休戍之后，窥伺可虞；占着无定画，则连年征戍之劳，无时获已。於戏！可遂以为已安而不之虞邪！
宣府长城岁久倾圯。先巡抚都御史楚书、王仪奏靖修缮西中路者，然未详酌事宜、审画形势，又规制不定、督验失严，间有要而见遗，缮而复坏者，戍守病之。总督万达既建议筑大同长城，敌台暗门悉有定制。复自计曰：“宣府西中路与大同西路接境，若举此失彼则遗虏入矣。且宣府诸路地形夷险，邻虏远近者各半。今纵未能一举大成以全形势，而于其夷且近者，安故守常，莫之事事，几何不厚误军机邪！”乃具议曰：“西路张家口、洗马林、西阳河诸处，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诸处，宣府次急者也；其余北东路诸处，则又稍缓者也。最急者宜督军夫举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又援者留候他举。审明量力，期于有成而已。”又曰：“版筑之役，全在得人。经营得失之间，非止费用省滥，视以为差，而稽其成功，相去且十百千万矣。臣一人兼总四镇，戎务殷凑，簿领烦猥，耳目心思多所不逮。乞敕抚镇诸臣暂辍他务，注意边防，必期费省功倍，一劳永逸也。”从之。
按此宣府长城之筑，为始条理也。何始于此曰：“子俊往年之役为制颇疏，书、仪近日之举不称其实，盖至是始以地险为戍守之资，城台为地险之实。西路之塞举矣。
夏四月，定西路戍援节度。时长城之役，宣大并举。西路洗马林、西阳和者，两镇接境也，始大同长城议自高山遵山麓而东，至水磨口，又至李信屯，以与宣府接。虽土地平坦易城，而界西阳和于外。巡抚都御史孙锦曰：“是弃西阳和也，堡中生齿数千家，膏腴地且千顷，推而远之，无乃不可乎！”然使大同边北出不界西阳和于外，则山险中断，应援不便，大同以为争。持议不决，于是总督侍郎万达下教曰：“地不可弃，兵必有援。徇宣府疆域而置大同戍卒于绝地，是不恤大同也；便大同应援而置宣府西阳河于境外，是不恤宣府也。若地徇宣府，兵便大同是为两得。”乃修边自水磨口而东北逾山，至马头儿地，又度沟而北，至宣府镇口台边戍，属之大同，而以应援责之宣府。着令曰：“居常戍不备，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墙下应援者，罪宣府。”议乃定。由是西阳和人喜不见摈，歌舞称庆。而大同戍卒知宣府应援之兵密迩，亦恃以无恐。是举也，微军门纡谋，几两失之。
五月，大抡各边将领。给事中李文进、御史赵炳然上言：“将必得人，斯无偾事，宜下总督巡抚考察将校，上自参将，下至把总官人加品题，定其黜陟。”于是大抡。六月，宣大被虏人回，多言虏忿于铁裹门、鹁鸽峪之役，行且入寇，俺答不孩已悉众渡河而东。于是复征客兵凡五营至。总督侍郎万达上言曰：“残虏游魂不忘南牧，民贫费侈，势不获已。乞罢河南、山东防秋兵，省其财力，以给边镇。”时论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