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清漳书院条约（二）院长与诸生约：策问《四书》对义，本欲诸生贯串经书，融会传注，自以意义发挥，更取他书印证，盖学问之一端也。若但如题直抄，则不如默写经书之为愈矣。夫学莫要于知类，知类者，凡庸皆可勉求，而圣人初不外此。孟子言，指不若人，而推于心不若人，教人知类，即此意也。夫子所谓一隅三反，子贡所谓闻一知十、闻一知二，皆是从类推之。《易大传》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则类之为义，可为广矣。诸生体此义以读书作文，何患不成大名？岂斤斤焉为是寻行数墨计哉？凡所策问，皆是行其端耳。诸生能即所引之端，求其义类之相近者，援引比较，或从义类之相反者，往复推求，则上下四方，文章不可胜用矣。若徒抄袭雷同，有何益耶？且以此为举业，即举业之上乘；以此为学问，即学问之首最。而入门先由浅近，后及高远，为之初不甚难，又何惮而不用心耶？
但念诸生初试为此，经书传注，一时未尽融通，风檐寸晷（风檐寸晷：风檐谓不蔽风雨之场屋，寸晷言很短的时间。常用为科举应试之意。），潦草塞责，出于情之无奈。今兹稍示变通，以期法之尽善。先期发问，诸生抄录回家，十日以后，录入下次课卷，则窗下尽有余闲，可以翻阅经书，从容置对。下课发问，又复如前。似亦劝学之一法也。此次发问，既留下期，则此次诗文之外，乃作古论一首。嗣后有前课未到，无从得策问者，亦作古论一首，庶不枉此心力，以尽一日之长。夫大义乃通经之源，古论乃读史之本，事虽浅近，理实遥课。愿诸生其懋勉（懋勉：勉励之意）之，院长有厚望焉。
东林书院
在无锡城东。北宋政和元年（1111），理学家杨时创建。杨时，学者称龟山先生，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高足，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南传其师说而着称。东林就是其弘扬师说，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他居院讲学十八年，成就众多人材。其学传至朱熹，终于集大成而成为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数百年的官方哲学。因此，东林书院也就因承接程朱而有“洛闽中枢”之称，倍受人们的关注。
南宋初年，金兵南掠，杨时遂南归故里福建将乐，书院渐至废毁。南宋中期，理学大盛，无锡士人建祠堂祀杨时，并称龟山书院。元至正十年（1350），僧人改为东林庵。自此，遂为佛教传道之所者二百余年。
明成化年间，邵宝重建于城南，不久即废。万历三十二年（1640），顾宪成、高攀龙等以系道脉，树风声为己任，重建书院于城东旧址，设中和、丽泽、依庸三堂及道南祠，奉孔子，祀杨时，“相与讲德论学”于院中。讲学之余，院中同志又奉顾宪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训，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锐意图新，使书院以一个教育学术中心而兼具政治舆论中心之职。救世而兼善天下的空谷之声，终于触怒以魏忠贤为代表的腐败势力。天启五年至六年（1625—1626）间，他矫旨颁布《东林党人榜》，迫害正直气节之士，株连三百余人，又下令尽毁天下书院，东林首当其冲，片瓦寸椽不存。正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是为中国书院史上一大劫难。崇祯元年（1628），东林党冤案平反，次年书院重建，增有燕居庙、再得草庐等建筑，形成今日格局。
明清之际，高世泰以高攀龙之侄，再开讲会于东林，前后三十年，四方学者相率赴会，其中中州之刁包、关中之李颙尝千里来游，传为佳话。复兴程朱理学，又成盛势。但此时的讲会，以“勿谈时事”相标榜，已无万历年间关心家国天下事的旨趣。
康熙、雍正年间，经过几次大的修复，书院规模已经恢复万历盛时旧观，并且增加了时雨斋、寻乐处等建筑。尤其是雍正十一年（1733）许献等人编印《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全面总结东林讲会经验，标志书院发展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乾隆以降，东林办学全面转向，完全成为诸生肄业之所，少有士绅讲会之举，虽然弦歌相续，生徒尝至二百余人，但巳无昔日风采。光绪元年（1875），知县廖纶曾大会士绅于依庸堂，意在振兴讲会，然则强弩之末，盛世不再。延至光绪末年，书院改名东林两等小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