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博士曾语予云：“今告汝办外交之密诀。精通外国语，而词锋犀利者，此演说宣传家之事，非外交家之事。外交官与外交家有别，外交有外交政策，有外交辞令，非专以精通外国语见长也。英国占中国外交第一位，其公使多未习华语者，是在政策，不在言语；能以言语运用政策，更上乘矣。旨哉曾纪泽之言曰：‘予通英文，但办外交必用通译，彼有所问，我已安排答复，译者辞毕，我准备有时间，如我所说有语病，为人所诘，我即诿诸通译者之误解，再修正告之，通译在外交政策上，生极大妙用。’云云。西人皆知予英语纯练，直接与我谈判，必用通译，未免做作，故予以聋为准备，易于谈判。易者应答如响，棘手者则侧耳沉吟，他人之外交以口，我则以耳。外交辞令，谨慎发言，斯为上品。对与国然，处世亦何独不然。惟口兴戎，此洪文卿所以喜译元史，而失地千里也。”
老博士平生有三大得意之笔：一为中华民国对外签字，是伍老一手写出；一为黎元洪解散国会命令，宁死不副署；一为孙大总统南下护法，伍老为主张最力，指挥各方之人。如有人向之赞扬此三事，必眉飞色舞。在沪护法议员，一日向伍老商领费用，多人与谈，伍老答问，不知所云。推予往谈，先极力颂伍老三种得意事，虽细语如丝，而酬答无遗。再提发款，曰：“从前不副署，今可一笔签出中华民国矣。”伍老闻言欣然，即签出支票。伍朝枢隔座遥指曰：“这个坏东西，这个坏东西。”知予投其所好也。
民元北京兵变内幕
辛亥革命，南北在沪议和，伍廷芳代表南京，唐绍仪代表北京唐来上海，尚用唐绍诒名，唐在美为钦派特使，避溥仪讳，电奏清廷，易“仪”为“诒”，民国成立，议和代表签字后，始复原名。南京临时参议院，先议定都南京，翻案决定都北京，再翻案决定都南京，又再翻案定都北京。都城决定，一致请袁大总统来南京就职。是时南方代表蔡元培、王正廷代表武昌、汪精卫、宋教仁等，与唐绍仪同入北京，迎大总统南下。
代表抵北京，要求由正阳门正门入城清俗：正阳正门非大婚及移梓宫不开，平时由左右两门出入，开则不利。许之。在京以东城贵胄学校为代表驻节地，始终请大总统南下。袁氏不愿南来就职，乃密令部下，造成兵变，围吓南来诸使。蔡元培等乃连电临时政府及参议院，略谓：“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元培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研究，以定大局。”参议院允袁在北京就总统职。三月十日，袁乃在北京就职，电南京参议院宣誓，所牺牲者京、津、保无辜之人民兵士耳。当时参议院议“定都”事，或主南京，域主北京；武昌派予时为鄂代表则调和两派之间。上海各机关报主张，亦分两派。当时议举袁为总统，参议院即商箝制袁之政策，故有定都南京之议，不得已又有南下就职之议，其策因兵变失败；又改约法大总统制而为国务总理制。其后纷争无已时，皆总统制，内阁总理制阶之厉也。
唐少川告予曰：“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清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后查兵变始末，其策建于段芝贵。初欲扩大拥袁为陈桥之变。后见南方军势尚盛，内有冯国璋之禁卫军不合作，乃缩小范围，令曹锟第三镇中密派一营哗变，藉以恐吓南代表。不知一发不可收拾，京中变兵，经禁卫军镇压击散，冯国璋恐兵变危及西宫，故全军出击，未几京、津、保全告变矣。曹锟为段芝贵所绐，愤极回天津原籍，因此密令由段芝贵黑夜亲手交曹也。曹归津，袁乃派人赍金佛十二尊赐曹锟，段芝贵亲往说之，始来京。”
民国五年，袁世凯取消帝制，仍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讨袁各省，电文激烈。少川曰：“兵变之事又来矣，乃以个人名义电袁云：‘当以人民生命为重，不能仍用兵变之术，用亦无益，今日非民元时局也。’”电文载沪上各报。
禺按：《梁燕孙年谱》所载，与唐说相出入。原文云：“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兵变，津保继之。外传是役段某指使，疑莫能明，惟变兵实有围吓南使住所情势，当不无政治意味。先是清廷大计久不决，袁乃召曹锟所统之第三镇入京，以资控制，至是乃有一部分告变，袁之卫队亦加入焉。姜桂题之毅军，则为弹压兵变者，其所住通州之一部，亦旋变。”北京兵变，虽曰段谋，不能说袁不知，袁术如此，军纪从此败坏矣。无怪张之洞评袁，不但有术，且多术矣。袁创此术，部下多效之，王占元部下之武昌兵变，兵士整队掳掠；某军武穴兵变，官长捧令劫夺。用术一时，流毒甚远，深可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