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被杖
庚子事变后，康、梁“公羊改制”说盛行。张之洞本新派，惧事不成有累于己，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在纺纱局办《楚学报》，以梁鼎芬为总办，以王仁俊为坐办，主笔则余杭章太炎炳麟也。太炎为德清俞曲园高足弟子，着有《春秋左传读》一书，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笔政。予与江苏朱克柔、仁和邵仲威伯纟ぁ之弟、休宁程家柽，常问字于仁俊先生之门；仁俊先生曰：“他日梁节庵与章太炎，必至用武；梁未知章太炎为革命党，其主张奴视保皇党，岂能为官僚作文字乎？”
《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属太炎撰文，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抄呈总办。梁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制罪。予与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等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外无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棉被，买船票，送归上海。陈石遗《诗话》某卷第二段，曾言太炎杖股事，故太炎平生与人争论不决，只言“叫梁鼎芬来”，太炎乃微笑而已。
袁世凯仓皇走天津
醇贤亲王载沣摄政，始意欲诛袁世凯，密拟上谕，由晋人李殿林主稿。殿林为载沣兄弟受业师，时官某部侍郎。“上谕”原为“包藏祸心”云云，处分严厉可知也。上谕发布前一夕，载沣嘱度支部尚书宗室载泽，夤夜走访张之洞，持所拟上谕示之。张亦军机大臣也，力以时局危疑，务宜镇静宽大为辞。且曰：“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故明晨发出上谕，改为“足疾加剧”云云。濮伯欣曰：“予与张之洞为姻亲，此为张君立先生事后告予者，说殆可信。”当时评论张之洞者，谓清室灭亡，始终成于之洞之手。在鄂设学堂，学生出洋，练陆军，致酿辛亥举义之变；后又放走袁世凯，卒酿清廷退位移交袁氏之局。
当开缺回籍谕下之晨，有一异闻足供谈助者：严办袁氏朝旨，日内即下，风声奇紧，袁本人亦惶恐不知命在何时。载沣自秉国钧，每晨必会集各军机大臣，共商处理朝政，当日世凯尚赴会议。袁及殿廷，有值日太监阻之曰：“请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会议，今日摄政怒形于色，闻严惩谕旨即下，恐于军机大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知。”太监皆袁平时纳贿金窥消息者。袁闻太监言，大惶惧，急出朝房，归锡拉胡同本宅。宅近东华门，袁归，张皇失措，聚集亲信僚属门客，商定急逃何所，意欲逃入交民巷，求外国公使保护。某亲信曰：“军机非政治犯，恐外人无保护例。”乃止。
正踌躇何往，张怀芝进曰：“怀芝一人防护我公乘三等车，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其时杨继袁为北洋大臣，实袁之替身也。二人乃潜由海岱门出，登火车，车抵距租界第二站，怀芝以电话告杨曰：“袁乘三等车至矣，将来督署。”并告以北京情形危急，促杨密派人迎往督署。杨答曰：“且停车上，万不可来见面。我已得京中电话，包管事不严重。急派心腹来车上，料理回京；如来督署，反生大变。”怀芝以告袁，袁甚怏怏，以为士骧不念旧德，见危避面也。
既而杨所遣心腹至，即曰：“杨帅已得北京确信，罪只开缺回籍，可乘原车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指定车房一间，请即上车，并嘱怀芝：“紧闭房门，万不可令人窥见。如来督署，则事必张扬，彼此不妙。至于暗中防护，均已布置停妥。”袁乃返京。
袁出走后，宅中不见军机，四出寻踪，当日全城传遍。袁归，谣诼乃息。张之洞闻之曰：“人谓袁世凯不学有术，予谓不独有术，且多术。但此次仓皇出走，何处可匿？几不知何者为术矣。”濮伯欣曰：“此事原委，闻诸沈小沂。”小沂名兆祉，江西人，由袁北洋幕府任总统府机密，袁死，沈旋去世，亦世凯部下小智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