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云藩司事繁责重，不暇兼顾，然每局派干员一人总理，亦可措置裕如，乃一局中既有督办，又有会办，以及委员司事，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至于保甲、清讼、巡防，本皋司之专责，郡县相与为治者也，今乃省有局，郡有局，县有局，甚至有东局、西局之判，南局、北局之分。道府衙门又有春秋二季例差派查驿站、班馆等事，每次至少十余人，多至二、三十人，所以然者，非一人之才力不足，必须分任于众人，不过捐员日众，不得不多添差事、位置、闲员，虽然为闲员计则得矣，其如库款日绌何？要宜力加整顿，可裁则裁，可并则并，非特可省经费并杜幸进之阶。至于京害，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廪禄，堂官则每署四员，而兼差者尤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极其繁琐，至于鬻爵竟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
今请首停捐纳乃政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
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开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巡抚以下增置参议、参军、判官等员，以道府同道改授；知县以下分设功曹、刑曹、户曹，而亦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臣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众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
裁老弱之兵以加饷，汰闲冗之员以加俸，何莫非节用之大端乎哉！夫国家之蠹中饱而已矣，冗员愈众侵蚀愈多。一盐务计养闲员数百，一厘局计养食客数千，一漕运河运计养无用之人千万辈，甚至持一荐书，大者可得一、二百金，小者可得数十金，以一省计之，所费
刑政
律法
夫西国之法犹能法古人明慎之心，苟能参酌而行之，实可以恤刑狱而致太平。
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衰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使不返本寻源，何以服外人之心志而追盛世之休风耶？
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之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讼之为字，从言从公，谓言于公庭使众共闻以分曲直耳。案既未定，何遂用刑？则问时要无打法。善夫，何沃生《律正》之言！
云：“两造之中必有曲直。曲者宜罚，多此一打，是谓滥刑；直者求伸，被此一打，是谓枉法。使曲者不畏打，而故逞其凶，不挠之状其情有似乎直；直者畏打，而甘受其屈，战栗之状其情有似乎曲。夫讼所以平民之冤，抑一有此打，则冤抑愈加；讼所以剖民之是非，一有此打，则是非转昧。
故打之一法，行之以便审官之私图则可；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则决乎不可。”
今夫言由心发者情也，言多遁饰者伪也。问官以忠恕待人，使其人之言情理可信而无相反之证以起其疑，则谓之直可也；问官以公明断事，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而无相反之据以征其信，则谓之曲可也。果其有罪，自招者罪固在；即不自招，其罪仍在。果其无罪，用刑而招，其枉愈甚；用刑而不招，是谓刑非其罪。
此理易明人所同晓。中国则必使犯人自招者，由朝廷不信问官也。夫不信问官，岂独中国为然？即外国亦然。乃中国不信问官，而问官于是乎法外施刑，必求犯人之自招以图塞责，而自此冤狱多矣。外国不信问官，而设陪审秉正人员佐官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评，而于是真情出矣。且问官之怀私者无论矣，即使其居心有如白水，自问可对青天，而旁人犹不无可议，以其独断独行不询于众也。况健讼之流涛张为幻，狱成之后虽问官亦不无自疑，则何如询谋佥同舆情允洽之为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