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相对而言不过是圣人的糟粕。圣人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精妙之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出来的。汉代和宋代以后，对于经典着作的解释大都拘泥于文字，牵强附会，失去了圣人天然自得的趣味，违背天下本然自在的道理，不近人情，不符合事物的原理，使后世的学者无所适从。况且圣人又享有一代高明之处，具有千古的名望，于是便成了后代无法刊行的经典。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后代的学者又怎么没有一得，引发前代圣人的心传，而补救先代儒生的过失呢？然而到了下笔的时候，迂腐庸俗的人就会不辨是非，大惊失色，而且说：“这是先代哲人的明顺，怎么可以随便妄自加以议论呢？”喔！这听起来好像是诚挚地信服而崇拜古人的意思呢。可是拘泥于经传，牵强附会，就是以前的儒家曲解的产物。过去朱熹临终的时候，还在改动《诚意》一章必然仍没有达到精确的程度；如果老天让朱熹晚死几年，那么所改动的也未必就只有《诚意》一章而已。
圣人的言论，在简单、清淡、明确、直率之中隐含着无穷的意味，好像精美的佳肴绝伦的玄酒一样；贤人的言论，一读就能够懂得，然而其中的道理和趣味嫣然，读了之后使人豁达开朗，就好像美味的佳肴一样。
圣人每天都要开口说话，讲了千言万语，根据不同的事情提问或回答；没有一个字不可以作为明训。贤人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平心静气后说，反复思考后讲，这样才能避免过错。除了这两种人，都不过是信口开河，浑浑噩噩的的梦呓，混沌无绪，整天没有一个字合乎道理，怎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低劣的诗只是搜寻典故，好诗则是写自己心中情趣，讲眼前所见的情景。
从孔子的时代就说“史不厥文”,又说“文胜质则史”,这就是把历史当成了一种虚伪的东西了。现在读史只是看当时是治是乱，是兴是亡，引以为方法和借鉴，至于究竟那历史讲的是真是假，却不十分关切。就像看戏时听戏词一样，何必管它是真是假呢，只要能够不伤风化、引人入胜就行了。然而戏剧也有一点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把它当成真实的事情来看，就把假构的当成真实的；如果把它当成虚构的来看，又会把真实的当成虚假的。由于这一点使多少小人得到了益处，又冤枉了多少正人君子啊。
创作诗词文赋要像人哭一样，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样就会显得真切有味。如果是发自内心真实感情，就不必计较文法的工巧或笨拙。后代的人们只是想要学习诗词文赋的写作方法，可是越工巧就越失真，违背了诗词文赋表达思想感情的本意。因此，诗词文赋应该把感情真切，语言自然当成最重要的事情。
古人没有毫无意义的文章，为了讲明道理而不得不表现为语言，为了使用语言来表达不得不将其变成文字的形式。这就是根据文章而明辨道理的意思，至于那文章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是工巧还是笨拙都没有丝毫关系。唐朝和宋朝以后，人们逐渐崇尚文章的作法，而作为文章的的作法流传下去，后代的人们则专门为了按照文章的作法而做文章了，那样使辞语极为工巧，使情节起伏跌升，使字句洗练凝切，使结构清奇工巧，而真正的道理却支离破碎，正义晦暗阴霾，其实这就是真理的敌人。没有见识的人们还称赞文章字句而推尚崇拜呢，真是太可悲了！
文章应该有八个要点：简单、切实、明确、彻底、端正、广阔、温和、文雅。不简单就会因含糊混乱而失败，不彻底就会因疏忽遗漏而失败，不端庄就没有办法以道理说服他人，不广阔就会狭隘而失去风度，不温和就会显得暴躁刻薄，不文雅就会让人感到鄙陋浅俗。讲政治的文字应该有天翻地覆的气势，讲清雅的文章应该有仙风道骨的风格，征讨的憋文应该有吞象食牛的气概，上奏的文章应该有肝胆忠义的初衷。诸如此类，可以推比下去。
现在的学者读书，只是替以前的人们解说、注释，而完全没有比照一下自己。这就像小孩子替别人背东西一样，费尽了力气，赚了几文钱，却不知道所背的是什么样细软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