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时也，集会有时，故谓之辰。“日月所会”与“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举其人目所见，以星言之。论其日月所会，以辰言之，其实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称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为一象，由其实同故也。日月与星，天之三光。四时变化，以此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术推步，累历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数节候，参差不等，敬记此天时以为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为一物。《周礼·大宗伯》云：“实柴祀日月星辰。”郑玄云“星谓五纬，辰谓日月所会十二次”者，以星、辰为二者。五纬与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礼无不祭，故郑玄随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时”无取五纬之义，故郑玄於此注亦以星、辰为一，观文为说也。然则五星与日月皆别行，不与二十八宿同为不动也。传“宅居”至“之官”。正义曰：“宅，居”，《释言》文。
《禹贡》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东界外之畔为表，故云“东表之地称嵎夷”也。阴阳相对，阴闇而阳明也，故以“旸”为明。谷无阴阳之异，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谓日出之处为“旸谷”。冬南夏北不常厥处，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实有深谷而日从谷之出也。据日所出谓之“旸谷”，指其地名即称“嵎夷”，故云“旸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东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总举其目，就“乃命”之内分其职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岁而别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内又重分之，故於夏变言“申命”。既命仲而复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无伯、季者，盖时无伯、季，或有而不贤，则《外传》称“尧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明仲叔能守旧业，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时而分主四方，故举东表之地，以明所举之域。地东举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为其始，故特详举其文。
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遥统领之。王肃云“皆居京师而统之，亦有时述职”，是其事也。以春位在东，因治於东方，其实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经事详，故就下文而互发之。传“寅敬”至“务农”正义曰：“寅，敬”，《释诂》文。宾者主行导引，故“宾”为导也。《释诂》以“秩”为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为序也。一岁之事，在东则耕作，在南则化育，在西则成熟，在北则改易，故以方名配岁事为文，言顺天时气以劝课人务也。春则生物，秋则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长，人当顺其生长，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当顺其成熟，致力收敛。东方之官当恭敬导引日出，平秩东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当恭敬从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敛。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虽气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导引之。勤於收藏，是从送之。冬夏之文无此类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讹”亦是导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为宾饯，故冬夏二时无此一句。劝课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导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埸，是平均之也。耕种收敛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农为重，经主於农事。
“寅宾出日”为“平秩”设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导出日”者，正谓平秩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郑以“作”为生，计秋言西成，春宜言东生。但四时之功皆须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说生成，明此以岁事初起，时言“东作”，以见四时亦当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郑玄云：“寅宾出日，谓春分朝日。”又以“寅饯纳日，谓秋分夕日”也。传“日中”至“可知”正义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马融云：“古制刻漏昼夜百刻。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昼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据日出见为说。天之昼夜以日出入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为明，日入后二刻半为昏，损夜五刻以裨於昼，则昼多於夜，复校五刻。古今历术与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昼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昼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昼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细候之法，则校常法半刻也。从春分至于夏至，昼暂长，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减亦如之。从秋分至于冬至，昼暂短，减十刻半。从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气之间增减刻数，有多有少，不可通而为率。汉初未能审知，率九日增减一刻，和帝时待诏霍融始请改之。郑注《书纬·考灵曜》仍云“九日增减一刻”，犹尚未觉悟也。郑注此云：“日长者日见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见之漏四十五刻。”与历不同。故王肃难云：“知日见之漏减昼漏五刻，不意马融为传已减之矣。因马融所减而又减之，故日长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为冬至昼短，此其所以误耳。”“鸟，南方朱鸟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鸟形。《曲礼》说军陈象天之行，“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