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托斯,”国王不自觉地重复一遍,“不错,这个名字我的确熟悉。”
“陛下想必还记得,”特雷维尔继续说,“阿托斯先生就是在陛下知道的那次令人不愉快的决斗中,严重刺伤了卡于萨克先生的那位火枪手。——顺便问一句,大人,”特雷维尔转向红衣主教问道,“卡于萨克先生已经彻底疹愈,不是吗?”
“多谢!”红衣主教气得撅起嘴巴答道。
“阿托斯先生是去看望一位朋友,”特雷维尔继续说,“那个朋友是贝亚恩人,是陛下禁军中的一名见习兵,在埃萨尔队里,他当时不在家。阿托斯刚刚在这位朋友家坐下,拿了一本书一边翻阅,一边等他。这时,警察和士兵混在一起的黑压压一群人包围了那座房子,捣毁了好几扇门……”
红衣主教示意国王:“他讲的就是我刚才向您禀报的那件事。”
“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啦,”国王说道,“因为这一切都是为我们而办的。”
“那么,”特雷维尔说道,“抓走我手下一名清白无辜的火枪手,像对付歹徒似的,由两名警察夹着,从放肆无礼的小市民中间走过,而这位火枪手可是一个高尚文雅的人,他为陛下效劳,曾经十次流过血,今后还准备继续洒尽一腔热血。请问这一切也是为陛下效劳吗?”
“唔!”国王有点动摇了,问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特雷维尔先生没有讲到的是,”红衣主教非常冷静地说,“这位清白无辜的火枪手,这个高尚文雅的人,在一个钟头之前用剑刺伤了四个预审干事;这四个干事是我派去调查一个极重要的案子的。”
“我看阁下未必能够证实这种说法,”特雷维尔以十足的加斯科尼人的直率和十足的军人的粗鲁说道,“因为,我要对陛下说句心里话,阿托斯先生是一个品质很高尚的人。一个钟头之前,他在我家吃晚饭,饭后又在我家客厅里聊天,在场的有拉特雷穆耶公爵和夏吕伯爵等人。”
国王看一眼红衣主教。
“有一份笔录可以作证,”红衣主教大声回答国王无言的询问,“那几个受到攻击的人都写了旁证材料,在此我荣幸地恭呈圣上过目。”
“法官的笔录难道抵得上军人的保证吗?”特雷维尔自豪地反驳道。
“好啦,好啦,特雷维尔,您不用说了。”国王说道。
“假如主教阁下对我的一名火枪手有什么怀疑,”特雷维尔说道,“而红衣主教秉公办事是相当有名的,因此我以自己的名义要求进行调查。”
“在进行过现场调查的那座房子里,”红衣主教不动声色地说道,“我想住着一个贝亚恩人,即这位火枪手的朋友。”
“阁下是指达达尼昂先生吗?”
“特雷维尔先生,我讲的是一个受您保护的年轻人。”
“对,阁下,正是受我保护的。”
“您难道不怀疑正是这个青年唆使……”
“唆使阿托斯先生?唆使一个年龄比他大一倍的人?”特雷维尔打断红衣主教的话,“不可能,大人。再说,那天晚上达达尼昂先生是在我家里度过的。”
“啊,这,”红衣主教说道,“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是在你家里度过的?”
“阁下不相信我的话?”特雷维尔反问道,气得满脸通红。
“上帝保佑,哪能不相信呢!”红衣主教答道,“不过,他几点钟在您那里?”
“噢!这个吗,我可以明确告诉阁下,因为他进来时,我本来以为已经很晚了,但注意到挂钟才九点半。”
“那么,他几点钟离开您的公馆的?”
“十点半钟,即事件发生之后一个钟头。”
“不管怎么说,”红衣主教从没怀疑过特雷维尔的正直,感到胜利正在化为泡影,便说道,“不管怎么说,阿托斯是在掘墓人街那座房子里被抓住的。”
“难道一位朋友去看望一位朋友是被禁止的吗?难道我队里一个火枪手与埃萨尔队里一个禁军过往是被禁止的吗?”
“是被禁止的,当他与这位朋友过往的那座房子可疑的时候。”
“因为那座房子可疑,特雷维尔,”国王说道,“这一点您也许还不知道吧?”
“我的确不知道,陛下。不管怎样,那座房子可能处处可疑,但我不认为达达尼昂居住的那一部分也可疑,因为我可以向您肯定,陛下,如果达达尼昂说的话可信的话,那么就找不到一个比他更效忠于陛下,更崇敬红衣主教的人了。”
“是不是就是在加尔默罗-赤足修道院附近那次不幸的遭遇中,刺伤了朱萨克的那个达达尼昂?”国王问道,同时瞟红衣主教一眼,发现他气得满脸通红。
“第二天又刺伤了贝纳如。对,陛下,对,正是这样。陛下记性真好。”
“那么,我们该怎样解决呢?”国王问道。
“这就要看陛下的了,不是我作得了主的。”红衣主教说道,“不过,我肯定他有罪。”
“我否认。”特雷维尔说道,“不过陛下不是有法官吗?由陛下的法官去决定好了。”
“对,”国王说道,“把案子交给法官们吧,审判是他们的事,他们会作出判决的。”
“不过,”特雷维尔又说道,“说起来叫人痛心,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时代,一个人即使一生纯洁无瑕,品德无懈可击,也免不了遭到诽谤和迫害。因此我可以肯定,军队眼见自己由于警方惹出的是非而受到严厉的对待,是不会怎么满意的。”
第6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