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享保改革具有加强幕藩体制复古、抑制商业资本的一面，同时又具有适应现实的一面。如任用人才；奖励实学，发展生产，与商业资本妥协并进而利用。所以，内田银藏认为“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注27]但改革必然招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幕藩体制矛盾的进一步扩大。它虽然在最大限度掠夺生产发展成果方面取得成效，一时"m.kanbaapp点com"解救了幕府的财政危机，但它同时又促使社会阶级矛盾更激化，引起了广大农民愈加强烈的反抗。
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宽政改革
一、田沼的增产兴业策继吉宗之后，明和4年至天明6年(公元1767年—公元1786年)，田沼意次(公元1719年—公元1788年)、意知(公元1749年—公元1784年)父子分任老中和若年寄，执掌幕政，推进吉宗改革后期的增产兴业政策。首先是继续开垦新田事业，安永六年(公元1777年)颁布新田开发令鼓励江户、大阪商人出资，排干下总(今干叶县北部)印檗、手贺等湖沼，进行造田，但因洪水而末成功。开发虾夷地(北海道)也是新田开发计划之一，当初曾订立过一个年产量600多万石的庞大开垦计划，但因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计划没有实现。其次，发展经济作物，甚至贵重药材人参等的种植，经营专卖事业。奖励开发矿山，设立铜座、铁座、黄铜座、朱座、银座[注28]、石灰会所等专卖机构，指定御用商人对这些矿产实行专卖。此外，还准许工商业者成立各种“株仲间”(特权行会)，由幕府征收称为“运上金”或“其加金”的营业税。行会人数有限制，新参加的必须出重价购买特权，这种特权被称为“株”。因为行会间禁止竞争，更抑制行会外竞争者，所以它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幕府勾结特权商人垄断了三都的生产事业，获取巨利。天明年间(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仅大阪一地就发展了130多个行业的“株仲间”。
幕府的专卖事业和特权行会的政策，目的全在摄取商品货币经济利益。例如，关西产的油料作物一律须运交大阪行庄处理，禁止农村榨油买卖，甚军对农民的零星副业也要征税，所以农民及农村商人生活很苦。在对外贸易方面，同过去限制输入品不同，奖励向中国输出铜和海产品——海参、干鲍、鱼翅及海带等，设法输入金银。还企图同出现在北海道周围的俄国人进行贸易；派人对虾夷地(今北海道)进行调查，准备开发[注29]，但这些都因田沼被免职而没有实现。
在物价政策方面，采取压制各种商品价格及米价保持回升的政策。宝历11年(公元1761年)禁止开空米票(指大名为需要现金而开出曲空头米票)它会使米价下降。与禁止空米票的同一天，开始实行御用金(摊派金)政策，计划向大扳富商征收170多万两御用金。幕府将这笔钱分摊借给大阪各城镇，后者将其中三分之二购进米，剩下的三分之一借给大名。这样可以防止米价下降，同时解决大名的财政团难，但实际上征得御用金不到70万两。天明5年(公元1785年)又向大阪商人征收御用金。次年更向全国居民征收御用金，从而引起了各界的不满，田沼政权终于倒台。
二、田沼政策的特质及其失败田沼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制定的，因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单靠复古主义政策不能应付了，田沼认识到当时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幕藩财政的支配力量，采取了勾结、利用商业资本的方针。通过商业高利贷资本，捶取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成果，以解救幕藩的财政危机。他企图在封建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把幕藩制的社会基础向货币经济方面扩大。
田沼政策虽有适应现实的一些特点，但由于他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来发展生产的，结果必然导致商品经济与幕藩体制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田沼一方面坚持向农民征收实物质租，一方面让特权商人支配商品流通机构，攫取农民商品经济的新成果。结果是特权商人势力增大，广大生产者除受封建剥削外，还受特权商人垄断经济作物，压价购买，更加贫困化。田沼意次一伙却卖官靡爵，过着奢侈颓废的生活。天明4年(公元1784年)意知受贿食言，被纳贿的武士杀死，意次地位也日趋动摇。[注30]
三、天明饥荒与农民暴动田沼执政期间，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明和7至9年(公元1770年—公元1772年)，江户、大坂大火。与此同时，江户、东海道、九州、奥羽洪水，江户更受暴风袭击。安永2年(公元1773年)流行传染病。安永7年(公元1778年)，京都、日向洪水。安永7至8年(公元1778年—公元1779年)，伊豆大岛火山喷发。公元1779年鹿儿岛樱岛火山喷火。天明3年(公元1783年)浅间山火山爆发，熔岩飞溅十余国，死者达2万余人。同年起，从关东到东北、奥羽，连续发生大雨、大风、霜冻等，继续几年，受害严重，出现了“天明饥荒”。天明3至4年(公元1783年—公元1784年)津轻郡(青森县西北部)饿死者达12万人，据说全家死亡变成空室者3．5万余户。仙台藩饿死者14至15万人。天明4年春，因传染病死亡者也很多，饿死者则达30万人。[注31]
这时的农民，已不是芝麻似的散漫和被任意压榨的对象了。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时，便团结一致，拿起竹枪、镰刀，举起席旗进行战斗。用幕府老中松平定信的话说：“出告示，民众也不听，反加诽谤，凡事下凌上。”[注32]当时的社会，正如米泽藩藩医所说：“稍有变故，人心即生动荡，向农民征税稍苛，便滋生事端。连年到处出现党徒，日光方平息，又出山县大贰[注33]。大阪有骚动，佐渡即不稳。伊势起纠葛，越后便喧器，天下渐呈动乱之兆。为国主者自警之日来临矣。”[注34]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宝历5至6年(公元1755年—公元1756年)，秋田等地因滥发纸币，物价高涨，爆发起义20次。明和1至2年(公元1764年—公元1765年)，关东幕府领地爆发了岛原起义以来最大的农民战争。它起因于幕府向农民征苛税，20万农民进江户，最后为幕军残酷镇压。80年代发生严重天灾，农民起义成为封建制度真正的威胁。天明3年(公元1783年)达39次，天明6至7年(公元1786年—公元1787年)2年，分别达20至30余次，是仅次于维新前夕起义的高峰时期。1786年备后福山藩二万农民起义，在秘密组织——太平组领导下，同领主军作战，农民没有一人牺牲而取得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