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佛教日本化。佛教本来是一种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一切众生受到生即死、死即生的永远轮回规律的束缚。人的死只是反复无穷的六道(地狱、饿鬼、畜生、人、阿修罗、天界)生死轮回过程之一，而摆脱这种轮回的是涅磐。在当时幕藩制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强烈希望的是家庭这一个集团的现世繁荣，从而导致崇拜祖先和祈求现世家庭成员的幸福。在以家庭社会为基础的崇拜祖先、追求现世利益的民众宗教面前，佛教屈服了，变样了。现在祖先被当作佛，从而被佛(祖先)保护的、祭祀佛(祖先)的家庭在教义上获得了重要的意义。这当然会受到以家庭为单位而成立的身份等级制社会——国家的肯定。当时著名的僧侣，如曹洞宗的铃木正三(公元1579年—公元1655年)、净土真宗的浅井了意(?一公元1691年)、临济宗的盘洼永琼(公元1622年—公元1693年)和白隐慧鹤(公元1685年—公元1786年)等都宣扬孝敬父母和精励家业。这样，本来否定家庭的佛教在教义上彻底发生变化——支持家庭和祖先成佛，构成了日本近代民众佛教的特征。
五、人民生活这个时期经济富裕起来，民众服装流行“小袖”(狭袖和服)，其材料、附属品、图案、色调多样化。过去连中级武士的姑娘也穿露小腿的衣服，这时一般民众的姑娘穿着美丽宽大的和服了。由于米的大量生产和蔬菜的发展，饮食丰富，长期来一日两餐从17世纪中叶以后变成一日三餐了。许多糕点上市，地方名产出现，如江户浅草的缠腰布、八丁掘松屋的甜脆饼等。三都(江户、京都、大坂)的茶店、饭馆也出现了。过去连武士也只住铺席子的土地房间，现在房间都铺地板，正房里大多铺草垫。由于棉制品的发展，棉睡衣及棉被代替了麻和稻草的卧具。取暖用的木炭商品化，普及一般家庭。又由于菜油大量生产，许多民众能够过明亮的夜生活了。
六、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问题如上所述，元禄前后町人中出现某些变革社会的思想，德川时代文化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的某些倾向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日本也有过西欧那种文艺复兴时代。[注77]福本和夫更把元禄文化前后190年(公元1661年—公元1850年)规定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即晚于西欧360年发生。日本究竟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没有？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德川时代日本人的意识形态里，确定出现了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代类似的现象。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四人抬头，元禄前后出现了市民阶级的新文化。它表现在：
1．对于古典文化的重视。有如欧洲人文主义者恢复和传播在中世纪被忘却的古代文化遗产，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封建文学传统那样，德川时代的古学和国学，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古学派反对官学朱子学，主张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国学派重视古语的研究，反对儒家及佛教对《万叶集》中和歌作的道德性解释，提出按照古语解说古典，恢复被儒佛歪曲了的古代精神。这种复古主义——要求回到《万叶集》、《源氏物语》的人性时代，与西方人文主义者“回到希腊去”的口号多少相近，两者同样发露了否定中世道德宗教训诫解放人性的心声。
2．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扬。批判中世纪神学对人类思想自由发展的障碍，倡导反封建的人文主义精神，争取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又一个方面。古典学派反对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倡导一元论的哲学，主张以人情讲道德；国学派反对封建道德说教的儒学，力主尊重自然和心理。在文学上，本居宣长提倡：“人情”，强调古代日本人一如神的意志那样生活，要从那里寻求人生的理想。井原西鹤描写**与市民现实生活，否定儒学道德，以享乐为人生要义。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同情战胜道学恢复人性的人们。风流小说、滑稽小说讥笑讽刺教主、圣人、武士、腐儒的描述，都似乎与西方人文主义一息相通。
3．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出现。日本在18世纪兰学兴起前，古医术、本草学、和算及天文历学在中国传统科学影响下有发展，但末达到认识自然、打破儒学世界观的程度。哲学也只停止在关于“天”的古代宗教观念和物活论的思想上。欧洲文化传入后，18世纪20年代起，幕府采取“殖产兴业”政策，经过兰学者们研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平贺源内的应用科学，安藤昌益对儒、佛、国学的激烈批判，山片蛹桃(公元1748年—公元1821年)的无神论，经世论者等重商主义政策和人类平等的先进思想，新井白石开创了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风气。
德川时代尽管出现上述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类似的现象，但文艺复兴本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主斗争的反映。确定文艺复兴的标准，不仅在有无文化繁荣和迫索古典文明的风气，而且在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事实。
德川时代中后期，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既不成熟，市民阶级的力量又远没有14至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思格斯指出：“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通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注78]当时日本的叮人，虽有称得上巨富的人，但极少发展为产业资本。他们只是依附于幕藩体制，根本没有同封建势力抗衡的力量。在闭关锁国下，没有海外贸易的条件。不仅与西方从事产业资本和海上活动、具有手工业工场基础的早期资产阶级(大商工业者、银行家)不同，就是与日本室町时代依靠海外贸易致富的界和博多的町人也不能相比。
其次，由于町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不成熟，因而政治上没有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如果说他们有进步性，那么只是在封建统治范围内，为自身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已。元禄时代虽也出现了井原、近松、松尾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家比起来，显得苍白无力和先天不足。井原的小说只是站在商人立场嘲笑封建道德，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这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统治是不同的。
第三，德川时代日本町人思想的局限性。表现在任何意识领域中，理性的色彩还很薄弱，除了个别思想家，看不到什么完整的新思想，大多仍与道德论杂揉。即使山片蟠桃的无神论，也没有脱离儒学影响。国学者中本居宣长等攻击佛教，却自陷于神道的鼓吹。这是由于德川时代日本市民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欧洲那样强大，封建统治势力还很顽固。宽政异学之禁等镇压不断加紧，人性解放的主张不得不通过隐蔽的形式提出。町人中多数或对“弃捐令”吞声饮泣，或把朱子学作为处世哲学。他们面对黑暗，缺乏斗争气力。古典文化的探求和市民文艺的发达，只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享乐的方面。文学描写町人营利和处世方法，暴露出他们聚财以供游荡挥霍的心愿。这正是德川时代武士巨商奢侈淫逸，小生产者日趋贫困的反映。可见朝气蓬勃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能见于后进国的日本，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