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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五、鉴真东渡唐代也有中国人东渡日本,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生产文化知识。其杰出代表人物是扬州名僧鉴真(公元688年—公元763年)。他俗姓淳于,江阳县人。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公元708年到长安实际寺,就弘景禅师受具足戒。后从名僧学律宗。公元733年南方律宗名僧义威死,签真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被尊为授戒大师。先后给4万多僧授戒。当时日本缺乏传授戒律的高僧,朝廷派奈良兴福寺荣害、大安寺普照两人到中国聘请鉴真赴日传戒。
鉴真在公元743至公元748年间曾五次东渡,均因风暴或人祸没有成行。在第五次东渡时,遇大风,漂流到海南岛南端,从海南岛绕经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回到扬州。途中由于劳累和暑热,鉴真双目失明,荣喜病死在端州(今广东高要)。公元753年10月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归国时,到扬州拜见鉴真,邀请一同赴日。鉴真不顾年迈失明,答应同行。公元753年12月20日鉴真抵达萨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今川边郡秋目)。年底到达九州大宰府,公元754年2月入京,这时鉴真已是66岁的老人了。
鉴真东渡历时11年,先后六次方成功,可见其赴日传教的决心之大。和鉴真一起到日本的有法进、县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弟子共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有佛像8种、佛具7种、佛经34种、字帖3种。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朝廷对他极为崇敬,授与传灯大师称号,其他僧人也各授位赐物。公元754年4月5日,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授戒。亲主戒坛,首先为皇族授戒,其次为澄修等440名僧人授戒。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天平宝字3年(公元759年)按唐朝寺院布局,完成唐招提寺的建筑,鉴真从东大寺迁居寺内,使律宗在日本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天平宝字7年(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圆寂,享年76岁。弟子忍基制作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悼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
六、白凤文化随着律令制的建立和中日文化的交流,出现了灿烂的白风、天平文化。白凤文化指大化改新(公元645年)至迁都奈良(公元710年)时期的文化,仍以佛教艺术为核心。它的前半期深受中国六朗文化影响,后半期则显示唐代(盛唐前期)文化的影响。
奈良药师寺东塔是遗留至今的白凤文化时期最出色的建筑。这是一座三层塔,但每层都附有飞檐,所以看起来好象是六层。塔顶上耸立着相轮,给人以明快的感觉。雕刻方面,作于公元658年的大阪观心寺的观音像具有北齐、北周的雕像特色;大阪野中寺的弥勒像,有天智天皇5年(公元666年)的铭文,此像衣襟边缘雕着的连珠花纹,是隋代由西方传到中国的图案。日本从这时开始,在佛像、佛画上也使用这种花纹,受中国的影响可以想见。[注12]
属于白风后期的兴福寺佛头,具有杏仁形眼、鼻有棱角、嘴唇写实、含着古典的微笑。在日本,这种式样的白风铜像很多。持统朝(公元687年——公元696年)制作的奈良药师寺药师三尊像则是初唐式样,其源流出于龙门奉先寺的卢合那大佛。
绘画方面,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最为著名,可惜公元1949年被烧损。这是采用线描与晕染法画出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很强的杰作。法隆寺金堂的壁画与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画相似,可见它的描绘法是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公元1972年从奈良县高松家古坟中发现的壁画引起史学界注目,壁画用鲜明的色彩,精湛的技巧,绘有青龙、白虎、男女像等。高松寡的壁画可与法隆寺金堂的壁画相媲美。根据王仲殊的推定,高松家壁画是7世纪末或8世纪初的作品,“壁画中的天象图、四神图及男女人物像的装束、服饰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注13]
奈良时期编辑的《万叶集》中不少和歌出自白凤文化时期皇族及其臣下歌人之手。和歌用万叶假名写成。所谓万叶假名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写出日语音声的文字。这个时期的和歌大都是描写风景的叙景歌或歌颂皇室的赞歌。和歌的五七调受汉诗五言七言形式的影响,长歌后面常常附有的反歌是受汉赋反辞的影响。著名的歌人有柿本人麻吕、额田王等。大化改新以来,不少皇室贵族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诗,后世编辑的《怀风藻》中即收录了白风文化时期大友皇子等16人的28篇诗。这个时期的汉诗尚处于模仿阶段。
七、天平文化从狭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公元724年——公元748年)的文化;从广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前代白凤文化与平安初期弘仁文化之间的文化,即整个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的文化。它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的移植。
宗教方面。自推古朝以来,朝廷一直保护佛教。推古朝时期寺院只有46所,到了持统朝(公元690年—公元697年)增至545所。在天平时期政府想借佛教的势力,解决律令制下的社会矛盾,极力提倡以保佑国家为教义的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朝廷下沼建立国分寺与建造东大寺大佛。这时佛教已成为国教,寺院多数为官寺,寺中僧侣诵读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祈祷国家平安。大约在天平胜宝3年(公元751年)以前,成立法相、三论、律、俱舍、成实、华严等所谓甫都六宗。宗并不是后来的教团,而是研究经论的学派。相传法相宗的僧侣行基,在民间修桥、筑堤,受到百姓的敬仰。
中国的儒学也被日本政府极力推广。大学、国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课,用儒家思想培养各级官吏。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孝谦天皇下令,每家必备一部《孝经》,精勤学习。
教育方面。日本政府为全面吸收唐朝文化,中央设大学,地方设国学,作为培养官吏的机构。大学招收五位以上官吏的子弟、东西史部子弟或八位以上子弟和国学生中出贡举(选才荐举)者,定员为400人。教授的课程是明经(儒家经典)、明法(法律)、纪传(历史)、音、书、算等学科,其中以明经科为主。明经科专修经学,又分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仪礼》、《周礼》);小经(《周易》、《尚书》、《论语》、《孝经胸各科。大学有大学头、大学助、大允(允=丞,三等官)、小允、大属(属=佐,四等官)、小属等官员。除大学外,中务省的阴阳案中设历博士、天文博士,教授历法、天文知识。宫内省典药案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传授医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