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督教标榜“百事一新”的明治新政府，唯对基督教仍墨守旧制，在布告中把基督教当作“切支丹(天主教)邪宗门”加以禁止。各国公使对次大为愤怒，提出抗议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就是侮辱信奉该教的各国，要求解禁。政府虽然作了解说，仍拒绝解禁。恰巧这时发生了长崎的浦上教徒事件[注26]，各国又提出抗议。1871年(明治4年)岩仓团在欧美因日本禁止基督教而遭到责难。在美国考察的森有礼也致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论述信教自由。加之国内宗教界要求信教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明治政府便于1873。年(明治6年)2月以太政官第68号布告撤销禁令，停止260年以来对基督教的镇压，但仍只是默许信教。此后，基督教发展很快，各种新教教会纷纷成立。1878年(明治11年)在东京新荣教会召开第一届日本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亲睦会，盛况空前。至1886年(明治19年)，全国有教会193所，信徒1．3万人。此时基督教文化也得到发展，教会开设各种学校和医院，还翻译了“新旧约圣经”(1887)和“新撰赞美歌”(1890)。
1885年前后，儒教成为国家伦理思想的支柱，欧美思想遭到排斥。因而基督教也受到汉学思想、国粹思想以及靠拢这些思想的佛教的反击，势力逐渐衰落。尤其甲午战争后，朝野一致鼓吹排外，基督教更加衰微。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不能避免日本化和国家主义化的倾向，试图独立传教，由日本人经营教会。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承认基督教。1894年(明治27年)日本基督教会第九次大会召开，日本教会从美国传道会独立出来，拒绝经济援助。同时教会内部也出现国粹论，产生了田村直臣的《日本新娘》事件[注27]。甲午战争时东京基督教各派组织“同志会”，进行慰问伤员，鼓励军队，祈祷战胜等活动，甚至把侵略战争当作正义战争。还随军到台湾，向海外传教。接着又开始了中国东北及北方的传教活动。至明治末年，基督教已经和神道、佛教一同成为宗教界的三大支柱了。1909年(明治42年)日本基督教会成立50年庆祝大会上宣布信徒约7．5万人，基督教学校的教员和学生约9万人。[注28]大正时代基督教又成立世界日理学校大会(1920年)和基督教联盟(1923年)，内部大团结，一致抵抗来自军国主义的压迫。
基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文化上都有深远的影响。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基督教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关系。白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一面来自基督教，一面来自法国民权论。前者从博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后者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三、佛教幕末就已奄奄一息的佛教，至明治维新时期更加衰微，几乎到了废绝的地步；如前所述，政府尊奉神道，实行了神佛分离的宗教政策；让神社的佛僧还俗，不许公卿子弟为僧，废除宫中的各种佛事法要。接着又从神佛分离发展到全国性的废佛毁释运动，寺院、佛像、经卷遭到严重破坏。萨摩藩的废佛毁释运动最为彻底；僧侣一律还俗(年轻的当兵，年老的当教员)，寺禄充作军资，梵钟熔为兵器，佛教一扫而光。
一些佛教徒开始觉醒，对僧徒的堕落感到“不堪惭耻”；决心一洗旧弊。被誉为“八宗泰斗”的福田行诫(1806—1885)著《释门新规三策》，主张佛教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废佛，基督教乘机发展。1869年(明治2)佛教组成“诸宗同德会盟”，宣布“为皇国不借生命”，“为防御邪教一同期死”，想借压制基督教之机复兴佛教。明治3至4年，排佛风潮显著缓和，政府为了欺蒙国民而利用佛教。1872年(明治5)设置教部省，实施祭政分离政策，并进一步在教部省内设立立大教院(地方设中小教院)，任命全国神官和僧侣担任教导员，以“三条教宪”向全国人民说教。但因神佛混淆和信教自由的舆论高涨，1875年(明治8年)政府废除神佛各宗合并的大教院，决定今后可以各自传教。
随着日本和西欧文化频繁接触，佛教也迎来了革新时代。僧侣接踵赴欧美及印度、锡兰视察或留学，给日本佛教带来新鲜的空气。1889年(明治22年)制定的帝国宪法第28条，规定了信教自由，实现了这部分佛教徒的愿望。
明治中期国家主义抬头，佛教对基督教展开一个新的护法运动，即“破邪显正”运动。换言之，就是排斥基督教，繁荣佛教正法。护法运动的主将是井上圆了(1859—1919)和村上专精(185l-1927)。井上著有《真理金针》和《佛教活论》，村上著有《佛教统一论》。由于佛教与国家合作，至明治20年代迎来了复兴的机会。日本佛教学在西欧佛教研究的影响下，展开了新的佛教研究，树立了新的佛教学，制定了适应新社会的宗教制度。日俄战争以后，加强了佛教的社会活动。并积极开始向海外(台湾、库页岛、朝鲜)布教。
[l]矢岛拈利等：《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8页，原书房，1979。
[2]矢岛拈利等：《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9页，原书房，1979。
[3]“舍密”为荷兰语“化学”的日本音译，本书是宇田川据荷译英人亨利?威廉《实验化要旨》等书编译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