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者，贸易限于日本设在斧山的倭馆。明治维新后，日本想打破这个惯列，一再派官员去朝鲜交涉。但朝鲜政府都拒绝受理。于是日本就派军舰去釜山调查登陆地点，并决定自由贸易往还。朝鲜在倭馆门前贴出布告，严禁日人搞走私贸易。日本以“侮日”、“无礼”为口实，掀起叫嚣侵朝的浪潮。这是副岛岛种臣已回国向政府报告了清朝申明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西乡决定暂缓侵台，先侵朝鲜，板垣退助等参议也支持西乡的意见。此时大久保、木户、岩仓等先后回国，主张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反对立即侵朝。于是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优先派与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西乡派失败，内治优先派掌握了领导权。
大久保派并非反对外侵，在征韩派被逐出政府后，明治政府立即决定侵台。1874年4月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隅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3千6百人进犯台湾。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6月1日，日军对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发动总攻，台湾人民以原始武器英勇抗击日军。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战病死者达573人。加之清政府已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藻侦，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深感国力不足，因而顷急于求和。1874年9月14日大久保利通由柳原前光公使陪同访问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的“调停”下，10月中日议和。谈判在同月31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屈从日本，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注22]。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予赔偿，进一步刺激日本侵野心。1875年日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最后于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四、侵略朝鲜日本侵台后，又把矛头指向朝鲜。这种侵略得到列强的支持。大久保在北京订约期间，美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为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曾唆使日本侵朝。1875年9月20日，日本“云扬”号军舰侵入江华岛附近，蓄意向守卫该岛炮台的朝鲜军队寻衅挑起战端，并登陆占领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次年2月，日本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舰于仁川登陆，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同年、8月又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附录》，以及《附属于修好条规的往复文书》等侵略性文件。《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意谓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日本将同中国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条规》第七条规定：“允许日本国的航海者自由测量海岸。”根据这一条日本可任意在朝鲜沿海进行绘制海图等侵略活动。《条规》第十条规定：“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的各口岸侨居中，如果犯罪，与朝民交涉，皆归日本国国官员审断。等于日在朝享有治外法权，而这正是当时日本要求欧美各国撤销的特权。[注23]
这样，日本政府便把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任务和侵略朝鲜、中国结合起来了。明治维新之初所主张的“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就具体地付诸实行了。
平定士族叛乱
一、佐贺之乱明治政府关于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策，很快遭到封建保守势力反对，发生多次起义事件。
在1872年夏，对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一直不满的岛津久光即上书明治天皇，提出14条建议，公开向资产阶级改革挑战；反对文明开化和教育改革；反对仿效英、法改革制度；反对四民平等和相互通婚等等。此后，他又派人进京阴谋活动，要求罢免大久保等的官职。当时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为缓和不满情绪，1873年12月任命岛津久光为内阁顾问。但这种妥协手段改变不了岛津反对政府改革的思想。1874年1月，他再次反对大久保等的施政方针，以还乡(鹿儿岛)威胁政府。同年7月23日，时任左大臣职的岛津久光又向公卿三条、岩仓等提出了“质问书”，指责明治政府“将先王制服改为洋服”，历法“改用洋历”，政府各部“皆模仿洋制”，学制、军制均采用“洋式”，“参议兼任省卿”，“兴不急需之土木”等等，坚持制服、学制、军队、租税等一切复旧。岛津还扬言，如果不采纳即见，他本人供职无益，将呈请辞职，并要求撤大久保职务。对政府其他人事安排，他要求迅免大隅等职，召回西乡、板垣，并复其职。在没有免掉大限的参议之前，他本人不参政，以此逼迫政府。对这些反政府要求，不仅大久保等不能接受，就是迁就岛津久光的三条、岩仓也难以承认。大久保出身萨摩，碍于岛津是过去的藩主，没有公开对抗。可是肥前(佐贺)出身的大限没有顾虑，毅然指出：“和过去不同，现在自己是朝臣。一个朝臣为何因一旧藩主而轻率地去留！”[注24]因为革新势力的反击，岛津反动要求未能实现。最后，被迫引退。
当岛律等旧藩势力进行反政府时。，不满明治维新改革的旧士族，公开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最先爆发在佐贺，1874年2月1日，佐贺士族建立了“征韩党”(1873年12月)和“忧国党”(1874年1月)。两党分别拥戴佐贺出身的前新政府参议江藤新平和前秋田县令岛义勇为首领。1874年1月，江藤和岛先后从东京和秋田被迎回佐贺。征韩党愤于征韩论派被击败，主张立即征韩，要求把遣使朝鲜作为确立国权的机会。当时江藤是想借助征韩、忧国两党之力使内阁会议回到征韩上来。忧国党则反对政府进行的各项改革要求重新起用“中兴之元老”(岛津久光、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对内实行封建郡县并行之制，对外征服朝鲜、中国。[注25]
他们纠集了3千多名士族队伍，错误认为西乡在鹿儿岛举兵，板垣在高知举兵，九州、四国的士族群起呼应，必容易成事。[注26]1874年2月4日，江藤劫夺了小野组银行，抢到20万日元经费，发动武装叛乱。佐贺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太政官在4日和7日，命令陆军省出动熊本、东京和大坂的镇台兵镇压。2月10日，政府派大久保赴九州。18日占领佐贺城。从22日至23日平定这次叛乱。江藤和岛逃走后，先后在鹿儿岛被捕处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