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７１第六章中国古代的幸福观善；更谈到他作为教育家的一种独特的幸福，为社会培育英才。此外，孟子有个重要的关于幸福的思想，就是主张“与民同乐”
，把自己的幸福与社会上人民大众的幸福联系起来。
这个命题他虽然是对国君等少数人谈的，却有着普遍意义。
个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的幸福与人民大众的幸福分不开；真正的幸福和高尚的幸福，应该是与人民大众的幸福连在一起，以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幸福。北宋的范仲淹发挥了这一杰出思想，在着名的《岳阳楼记》里，他指出真正的仁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即超越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环境，超越个人的得失和遭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段名言不但在中国早已脍炙人口，而且飘洋过海，影响了许多国家地区的人民。
同是北宋时期的张载，把人生幸福的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西铭》里，他不但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论点，“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表达了高度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谈到“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里，他看透了人生，认为贫富贵贱等外在条件，并不重要，只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对我们都有好处。人活着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命运，死去就是大休息。总之，对生死问题等也要淡然处之。从表面看，这种思想似乎有些消极，甚至含有宿命论的成分，接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实二者之间大不相同。儒家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实践道义，而不是像道家那样只是养生贵己，他们所谓的“顺事”人生，其实就是以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道义去履行自己对家庭和社会所应承担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７７１的义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关于幸福的感受和境界，不能不说是非常高尚的。
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儒家讲的乐，也就是他们的幸福观，本来就陈义甚高，能够真正实现的只是少数所谓圣贤君子，而到了宋明道学那里，更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宋明道学的各个学派，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功夫，成贤成圣，现实中的幸福问题几乎没人再提及。
明清之际出现了时代转变的风雨，与早期市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一个早期启蒙的思潮悄然兴起。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思想家们开始更深入、也更现实地讨论了关于幸福的有关问题，然而这个讨论是以极严肃的形式进行着，学者们讲的多是天理人欲，很少提及幸福这类词句。
首先是王夫之（船山），他指出人欲与天理，亦即人的自然欲望与道德都是出自同一个根源，二者并不矛盾。
“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
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理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①“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理至处，则欲无非理。”
②同样，人的性与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性情相需者也，始终相成者也，体用相涵者也。”
③性是情产生的内在基础和机制，情是性的①《张子正蒙注》卷三。
②《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③《周易外传》卷五。
８７１第六章中国古代的幸福观现实内容和外在表现。与此相应，王夫之又提出“珍生”与“务义”
，既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又极端重视人的道义价值，当然“义”的价值高于“生”的价值。他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
①清初的戴震（东原）进一步发展了王夫之的思想，他认为人生而有欲、情、知，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情与理相互联系，“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欲与理也是这样，“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
②总之，人的道德义理不过是感情欲望的适度发挥和圆满完成，绝对不像宋明道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二者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