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吉·卢的话语在继续：“我回到旅馆，走进我的房间，洗了衣服，然后洗澡洗头，穿上我漂亮的睡衣，开了电视，同它一起放声歌唱。电视就是同伴嘛。然后我上床睡觉，到半夜里，隔壁的人把收音机开得太响，把我吵醒，再也不能入睡。我气疯啦！我干脆下了床，往窗外观看。马路对过，是罗马天主教男子高级中学，还有一幢老房子，是费城晨报社。地铁车站就在旅馆门外。我还能远远望见桥上的红绿灯光。我朝窗外看了很久，终于听不到收音机的声音了。于是我又回到床上。
“我醒来一看，夜雾已经消散。阳光璀灿。我真高兴看到阳光。我在窗前站了很久，望着建筑物和大桥的反光。桥旁有一座大教堂，塔尖又细又高，矗立在河对岸朦胧的建筑物背景之中。我爱这个景色，在穿衣服时还回头看了它好几次。我打电话给旅馆服务部，要了一份丰盛的早餐，因为西碧尔从来不让我们吃饱肚子。服务员不错，我们挺友好。我坐在窗户旁边的一把大椅子上，一边吃，一边把面包屑放在窗槛上。鸽子和别的什么鸟儿都来啄吃。我把可可和烤面包与鸟儿共享。我决定：只要我住在这个房间里，我每天都这么做。
“然后我出门，在大街上溜达。还没有走多远，就看见一幢暗红色砖砌的旧房子。我走上台阶，进入美术学会，看见几幅平版③印刷品在展览，都是黑白画，跟我画的相仿，所以我仔细地看了看。然后上楼去看画廊里有些什么。我在这家展览馆呆了很久，结果同一位守卫混熟了。我们谈论美术，相处得很好。
“我在贝特西·罗斯大楼里又呆了半天。我在医学院陈列馆里看见一个48岁男子的脑子，上面有一个弹孔，还看见一个38岁女子的脑子，她死于中风，在一排玻璃罐里，放着许多小娃娃，非常有趣。我在费城玩得真开心。
“我在街头和在旅馆房间里，都花很多时间作画。我喜欢用旅馆供应的信笺来作素描或速写。这些纸是免费的，我不必去买纸了。我画那悬崖上的孤独女人时，我的笔触也是自由的④。我把她画成黑色。我很高兴。
“我在费城真是高兴。我想上哪儿，便去哪儿，我还画素描，一天睡十小时，每天吃饭花三、四个小时。这种感觉，与我以前几次有过的感觉相仿。我敢肯定不会有人指点我做这做那。然后就是我遇上暴风雪那一天。凛烈的寒风吹着我的脊背，雪花纷飞。我没有穿套鞋，没有戴手套，耳朵冻得生痛。身上穿的外套不足以御寒。我想回旅馆，但到处是风。来我房间问我身体怎样的女人，曾警告我切勿外出。我当时应该听她的，但我没有听从。寒风象鞭子般抽打着我，我真想把路旁丑陋建筑物的窗户玻璃打碎一块。我停住脚步，模了摸窗玻璃。它又冷又滑。我一碰到它，便象听到有人悄悄说：“但你并不想打碎它，你说过你不再打碎玻璃的。”我环视四周，盼望能看到你，大夫。你不在那里，但不管你在不在，我都不想打碎玻璃了，因为我已经不再生气啦。我冷，非常冷。我想：让西碧尔用这躯休吧。我疲乏得不愿再想了，但我觉得这同样是一种扯平。”
喀哒一声，录音带到了尽头。室内一片寂静。
“大桥上的红绿灯，”西碧尔几乎是自言自语，“带着又细又高的塔尖的大教堂，我没有注意。那文件夹、无指手套、红围巾、睡衣。那服务员、那服务台的女人。尽管我没有遇见佩吉·卢，我也在当时猜想到了。”
西碧尔转向医生，沉着地说：“佩吉·卢喂鸟，就象阿西西⑤的圣费朗西斯。”
“你瞧，”医生说，“佩吉·卢不是一个怪物吧。”
“是的，她好象颇有唯美主义感情哩，”西碧尔同意道。“那幅悬崖上的女人画得相当好。你曾告诉我：她一向绘黑白画。”
“在她眼里，世界就是黑色和白色，连灰色都没有，”医生说。
“让西碧尔用这躯体吧？”西碧尔问道。“这是什么话，好象这躯体是她的。”
“你要明白，西碧尔，”医生解释道，“这费城之行揭示那主宰躯体的化身到什么地步就放弃它，使我们洞悉了多重人格动力学。你瞧，佩吉·卢在暴风雪中筋疲力尽，便把躯体交还给你，因为她宁可不用它了。”
“她有选择权？”西碧尔若有所思地问道。
“喔，是的，”医生答道。“一旦那化身耗尽了当时激发她现身的那些感情，她就没有任何理由动作下去。去费城是佩吉·卢在今日耗尽你和她在过去抑制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她随心所欲地生活了五天，耗尽了在化学实验室中觉醒了的愤怒和敌意。当你无法驾驭这类感情时，佩吉·卢就替你来驾驭。”
因此在威洛·科纳斯和埃尔德维里，佩吉·卢曾是一匹没有机会驰骋的脱缰之马。只是在大约三十年以后，在费城，逃亡才得以实现。她的母亲（尽管佩吉·卢拒不承认为她的母亲）却是她一直要脱身逃离之人。现在的行动基于往事，而往事的关键是——海蒂。
化学课上，玻璃碎裂。碎裂声唤起了往昔的两个事件。在威洛·科纳斯的老药铺，西碧尔一个胳膊肘放在柜台上，一瓶药掉在地下打碎了。传来海蒂的斥责声：“是你打碎的。”在埃尔德维里的安德森家的厨房，表妹卢鲁指控西碧尔打碎了卢鲁自己扔出去的泡菜盘子。又是西碧尔母亲的斥责声：“是你打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