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西碧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西碧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西碧尔邻座一般。火车向纽约行进。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西碧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西碧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医生得罪了吗？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西碧尔面对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她甚至说服自己：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玉成此事。在这同时，西碧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今天一切都好。”1947年1月，西碧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当西碧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要是在过去，她就非离开教室不可）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西碧尔在1947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在1947年1月8日，西碧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西碧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西碧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但在1948年，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西碧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她母亲患脾脏癌④，已离死亡不远。她坚持非要西碧尔前去护理不可。“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威拉德·多塞特告诉女儿。
西碧尔来到堪萨斯市时，不知是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昔日的恐惧又来临了。但海蒂·多塞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和通情达理。在此危机存亡之际，母女二人竟相处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真是荒谬绝顶了。
事情就出在这异常宁静的背景之下，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海蒂·多塞特当时不感到疼痛的折磨，正坐在那把红色的大安乐椅中，傍着小台灯，读一本《妇女家庭杂志》。西碧尔端着晚餐的托盘走进了这间起居室。这时，海蒂·多塞特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我根本没有打。”
“打什么？”西碧尔柔声问她，以为她又在追悔往日什么事。
“我根本没有打那电话。”海蒂·多塞特说。
“什么电话，母亲？”
“给威尔伯医生的电话，”母亲解释道。
“你打过了，”西碧尔坚持道：“你忘啦？我听见你说的话，字字句句都听见了。”
海蒂·多塞特在回答时镇静自若，“噢，我一直按着电话按钮。我根本没有打那个电话。”
西碧尔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她母亲如此坚决破坏她康复之路，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她母亲竟使她自1945年10月以来的近三年时间中陷于命运不定和对医生的疑惑之中，简直不可思议。
在那么短暂的治疗时，这里有一丝揭露，那里有一点醒悟，就足以维持内心的平衡，使她返校复学。威尔伯医生那天看见西碧尔朝窗户冲去的那个不可名状的事，在奥马哈，在学院和在堪萨斯市，都一直持续下来。正是她的母亲，培育着她那怪诞的秘密，并用中断治疗的手段，着意地塑造了她的命运。
多么恐怖，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可是，没有控诉，没有人批评海蒂·多塞特。没有人对她发脾气。愤怒，就是魔鬼呀。
海蒂吃着晚餐。西碧尔把托盘拿回厨房。母女二人都没有再向对方提起那次电话，也没有再提起威尔伯医生。
可是，这一次揭露彻底改变了西碧尔对那医生的态度。事实显然是：那位医生根本不知道西碧尔生病，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她逃避治疗，连说一声今后不再来的话都难以启齿。所以医生离开奥马哈而不用电话告诉她一声。感到大失所望的不应是西碧尔·多塞特，而应是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
未知真情以前，西碧尔故意不去想威尔伯医生。可是现在，医生的形象再次突出地显现出来，而西碧尔感到内心的希望象一阵波涛突然汹涌。回去找她，是恢复联系并彻底痊愈的美梦。但这次决不能让那条巨蛇插手干预。美梦的实现必须推迟，推迟到西碧尔自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
西碧尔从一本精神病大夫姓名地址录中得知：威尔伯医生是纽约的一位心理分析家。西碧尔决定去纽约。
1948年7月，海蒂·多塞特离开人间，葬于堪萨斯市一家公墓。以后两个月，西碧尔为她父亲管家。到9月，她回到学院。1949年6月，她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这时，她父亲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与韦伯牧师在一起。还是西碧尔的一位老师，把她父亲说服来参加学位典礼。这一天下午一点西碧尔跟随父亲去了丹佛。
随后数年，她与父亲同住，在学校教书，并以职业治疗家⑤这项工作为生。威德拉·多塞特的建筑计划使他经常搬家，西碧尔随他一起迁居。但到了1954年夏天之前，她已存够了钱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学位，并去威尔伯医生那里恢复治疗。她父亲只知道女儿去纽约念书，便开车把她送到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