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抄一道（十二月初一日京报）
八月十二日（西历九月二十二日——即礼拜二）
揣度中东局势
东人侵入台境一役，或战、或和，已历有月余而尚无定论；即至今日，亦仍然如是也。顾现在如何计议，则较前似更紧要矣。天津每次所来火船，其战、和音信当可传来；故人人皆悬盼之，有如秀才之等榜信也。前晚“海宁”船来沪，本馆遇一附搭该船之西友；据云：甫离津门时，街市闻相传，多说中朝不允接见哦古坡钦使也。若果有是事，则战事已定矣。顾此闻毫无确据，原不足以采录。哦古坡既未接见，则亦无以知我朝命意之所在也。设因不接见而便以为欲誓战，则揆之中国前欲从宽议以全大局之言，究亦相左矣。
夫当是急要之际，中外浮言每纷纷不一，殊令任采录者，实难于持定议。然平心以度战、和之有无，似两国实有难于和者。东人虽自悔其轻举，亦难迅即承认以遗笑于内外诸人也。阅本馆昨所译出东洋西报之论，曾有曰：东洋若与中国不善持议而便即撤兵，则国内必致有滋事；故宁有外战，不可使有内患者：不即此之谓乎？然东洋既已失计于先，而复欲索厚利于我国，以冀自文其过；则我国家岂不亦难于从命相让而行成乎？夫东人之意，欲结和，容或实有其事；惟所难者，在结和而又须兼尊国体耳。
或曰：柳原公使于总理衙门经断绝商议，想此说亦难凭信。盖本馆闻柳原公使于得悉大钦差哦古坡奉命将来，故不敢与中国复参末议；曾自声明曰：“须俟哦古坡到来，然后可定成局”。按斯言，似尚近理。乃议者不察，仅因柳公使不复与议，外间遂传为断绝商议耳。虽然，势已如是；即谓不接见哦古坡，恐亦未尝有其事也。
吴观察自台湾回沪
统带上海制造局轮船之吴观察大廷，月前驾坐战舶赴台，随带海关奉拨饷银以及军装、器械为各营所配用者，顺须察看情形；今已于前日旋沪，并知台防兵勇皆安堵如常，日兵之驻台者仍祗二千余人，与我兵数千彼此扎营相望，毫无动静，盖皆听候京都议局也。惟日营之食用昂贵，饷糈告匮，已不能接济。番社各头目自联名情愿归化中朝之后，时献虎皮、鹿皮等项解送沈钦宪营次，作为进见之礼，极其恭顺；在沈钦宪，亦有颁赐红色布疋与糖、盐等食用之物。今各社已与日兵志切仇雠，几欲挑战；皆为中宪禁止，仍导以仁义，谕候旨意，不许轻举妄动。是故各番社现亦安堵，总须俟京都议定和、战，方有一番举动耳。
东国尚存有帑银
夫以中、东两国之战力相较者，辄以东洋穷迫为辞。此言曾非无理，然究由于不察而出此言也。余近留心于求得实情，知东国势虽穷蹙、国债累累，未必竟不足以当战事；以故中国于筹议之间，似不可过信此浮言也。按东洋现所储存国帑，计有一千五百万因——一因，则即东洋一银圆也。此事已于东洋可取信之西报，详为论及曰：前数月，帑银计存有二千五百万元。此项系东洋昔日告贷于泰西而所遗留者，并为颁出国家钞票、银单，诚恐执票单者或俱来易银故也。其数月内所支用银，计已千万圆，盖于备战事所支。故西报论之曰：今数月内，已支用此大款；若果相战，则后事可知矣云云。然东洋究竟存有二千五百万圆，虽曰官存银以抵纸钞，顾事当紧急，则必先为移用，亦理势之常也。或又曰：东洋设妄行构战，欲再告贷于泰西，恐泰西亦未必从允者。吾乃曰：亦未必然也。夫各国家之贷银，俱出有借券；此券由执者可随意变卖，且于敦伦日有市面之定价。今闻东洋之借券，仍旧与前日同价，未有顿落之情；以故东洋欲再告贷，似无不可者。本馆前录香港报，传说东人向丽如银行及怡和洋行告贷银共八十万，以资日用；曾谓是言不可取信。今知东国帑藏尚存现银一千五百万圆，故深知此言之失实也。夫国家偶有敌患，而能真量敌人之力，然后拒御；此兵法中之最要者。故述此，以正众论。
昨晚新闻
通闻馆昨晚之报，印有两书：一系北京八月初二日邮来者。其书曰：东使哦古坡经与崇地山侍郎相见，传者谓彼此各有负气不平之状。观两国意见，则知相悬天壤；故恐难于谐和，而战事或不免也。又传：经议将两国之事，延美国从中剖断。两国各以此法了事者，亦或有之云云。
又一书，系天津初五日寄来者。有曰：天津地方相传，哦古坡既抵京师，又不肯诣见总理衙门内之大臣，必先入见皇上而后可，而廷议又未能允其所请；故所议之事已中断也，势将有出京之行云。两信之所言如是。按北京寄来之书，似尚有因至天津之信；似皆街市之浮言而已。盖外来使臣虽欲入觐，势必藉本国大臣为先容；今哦古坡既不肯诣见总理衙门之大臣，则又向谁而请引见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