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螺以北之番，好饲马，不鞍而驰骤；要狡兽、截轻禽，丰草长林，屈曲如意。择牝之良者，倍价而易之，以图孳息。东螺社中，间有读书识字之番。有能背诵毛诗者，口齿颇真，往来牌票。亦能句读。旧阿束社，于康熙五十七年大肚溪涨，几遭淹没；因移居山冈。今经其地，社寮已无可问，而竹围尚郁然葱蒨也。过此，极目丰草，高没人身；中有车路，荒榛埋轮。涉大肚溪，行山麓间，竹树蔽亏，远岫若屏；几不知为文身之乡矣。南社番人，其祖出自兴化，渡海遭飓风，船破漂流到台；娶番妇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其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
其居处，皆填土为基，高可五、六尺；编竹为壁，上覆以茅。檐颇深邃，垂地为土基方丈，雨旸不得侵。其下可舂、可炊、可坐、可卧，以贮笨车、网罟、鸡埘、豕栏。架梯入室，极高耸宏敞，门绘西洋人像。别社亦填基为屋，较此则卑狭矣。土番之未娶者夜宿社寮，不家居；恐去社远，致妨公务也。
饭多占米，清晨煮熟，置小篮内（名“霞篮”），或午、或晚，临食时沃以水。或以糯米，炊蒸为饭。制酒，与哆啰啯诸社同。每年以黍熟时为节，先期定日，令麻达于高处传呼，约期会饮；男女着新衣，连臂蹋地，歌呼呜呜。捕鹿、采鱼，自新港以至淡水，俱不敢养犬。东西螺食猪肉，连毛燔燎；肝则生食，肺、肠则熟而食之。二林捕鱼，番妇或十余、或数十于溪中用竹笼套于右胯，众番持竹竿从上流驱鱼，番妇齐起齐落，扣鱼笼内，以手取之。
所衣之布，用苎织成，领用茜毛织以红纹；为衣长只尺余，钉以排如。下体用乌布为蔽，长二尺。炎天，则结麻片为之，缕缕四垂，围绕下体以为凉爽，且便于渡水。二林不为大耳，皆带铜锡坠，长衣。麻达顶发分两边，梳结两髻。东、西螺番，幼时剃发，约十余岁留发；待成婚后，剃去周围之发，所留顶发较辫稍大。臂腕束以铁钏，有两手用五、六十者；或用蛤钏。或缚手腕以草，长垂至地如尘拂状。或编蔑束腹，以图就细。凡差役皆麻达所任，束腹奔走，倍为趫捷；成婚则去之。马芝遴番，头戴木梳，或插竹簪，或插螺簪、鹿角簪。
番人出入，佩小刀。舍中置鹿头角；有疾者沐发，用以击之即瘥。夜无灯，用松木片植石上燃之。番妇用圆木挖孔为机，围三尺许，函口如槽。以苎麻捻线，纬用犬毛为之；横竹木杆于机内，卷舒其经，缀线为综，掷纬而织，名“达戈纹”。又织麻布，名“老佛”。其所吹鼻箫，长可二尺，亦有三尺者；截竹窍四孔，通小孔于竹节之首，用鼻横吹之——或如箫直吹。又有以木为之，如唢呐状；声亦相似。皆麻达游戏之具。
男女自幼订姻，用螺钱。及笄，女家送饭与男家，〔男家〕亦如之。定婚期，番媒于五更引婿至其家；天明，告其亲，宴饮称贺。亦有不用定聘；薄暮，男女梳妆结发，遍社戏游，互以嘴琴挑之，合意遂成夫妻。琴以竹为之，长可四寸许，钉以铜片，另系一小柄；以手为往复，唇鼓动之。其俗，惟长男娶妇于家，余则出赘。南番社，夫妇虽反目，终不离异；下四社，任意离合。东螺社，幼时两家倩媒说合，男家用螺钱三、五枚为定；娶时，再用数钱。或姊妹、妯娌迎新妇入门，男女并坐杵臼上，移时而起。女戴“搭搭干”，用篦为之；嵌以蛤圈及烧石珠，插以雉尾为饰。三日后，新妇随姑请母氏会饮。
父母死，服皂衣，守丧三月。尸瘗厝边，富者棺木、贫者草席或鹿皮衬士而殡；生前什物，俱殉其半（选录香港“循环日报”）。
五月十四日（西历六月二十七日——即礼拜六）
译十三日字林报论台湾事
窃窥中国朝廷之意见，似分为两途：一则愿与东洋交战，一则欲议和以使其撤兵。其欲战者，李爵相则与于其列；其欲和者，文中堂为主谋。第以现在之势揆之，似欲战者多而欲和者少；中国之陈师鞠旅，似将见其端。
然中国于东洋虽震怒凭陵，执干戈以从事；而其心内之踌躇四顾，怀虑百端，要亦殆有之也。盖中国人之本心，素不尚兵戎而尚玉帛耳；况当今之军事，亦徒觉变法乎！按军内所用之弓箭及铳枪等为时已久，中国与东人皆仿泰西之精器；但器虽精巧，两国中人未能洞悉己军能善用与否，又不察敌国之所用究系如何。故时值平成，中国可以其制局及兵船为盛举，并有恃无恐；或自以为今而后，我中国庶足与西国为敌矣。迨至试演之际，夫乃怃然而心始疑焉。是故东兵在台湾者仅二千人，而华人犹心以为难，不得其所以逐之之法。查东人有铁甲船二艘，实为其国之大利；除陆军优劣外，中人以两国水师较量，当亦自觉其不逮矣。夫中国之兵船所贵甚钜，亦尚为巩固之船；然东洋以一铁甲船能将福建历来所造之火船十七艘概行轰毁，再以一铁甲船同时可将上海局之所造者尽数击沈，此所以中国为难而未敢先以兵临其阵地。况此役也，除有兵之外，更须有所以运兵之法；除运兵之船外，亦更须护师船之坚舰。今东洋动运数千之兵而尚逼于四方购置其所需之船，何况中国于遣万余兵至台湾耶！
迨查台湾发难之由，大都因中国之当事者于平日徒事迁缓弥缝，不肯认真办理。今总理衙门或犹称“未尝以生番之地不属中国告于东使琐意西马”；然此言须有实在凭据，然后可信。华官先以为惟台湾已平之地，是诚归入中国版图，余非所计；想斯言，容或有之。迨西国人皆称通岛应算为属地，然后华官始悔其前言之失耳。当总理衙门称与生番不相闻问，以冀将惩生番之举诿诸东洋；在当时之人，方以为办理外务之良策。然以现在观之，始知为失言。虽然，自我外人言之，华人之长于京师者，徒日被经书所束缚，更何暇度量疆外之事乎！京师诸官，以经典之学、以章句之文、以礼仪之繁，皆视为生人之纲领；若东洋之伐台湾，其必有损于国体、其必骚扰乎海滨之民及东人将或乘机割据台湾之土地各尘俗之事，在京官又何暇于筹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