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五日（西历七月二十五日——即礼拜二）
发抄奉旨（五月十六日京报）
彭楚汉奏“过台查办事毕并请假”，奉旨：’知道了。钦此‘。
文煜奏“兼署督篆”，奉旨：’知道了。钦此‘。
·六月十四日（西历八月初三日——即礼拜四）
兼署闺浙总督文（煜）奏总兵暂缓引见片（五月二十八日京报）
文煜等片：
再，记名提督吴光亮，奉旨补授福宁镇总兵，应行请觐北上。惟吴光亮自带勇渡台以来，督办中路抚番辟地事宜，规画精详，民怀番服；前经臣等奏明派令会同福建水师提臣彭楚汉查办北路营勇，该总兵即驰往与彭楚汉亲历内山一带查点各营勇丁，汰弱留强，筹该分扎布置，悉臻周密。彭楚汉受瘴致病，内渡就医。所有台北统领，自宋桂芳病故后因无员可派，迄尚虚悬；始准彭楚汉咨商，拟请即派吴光亮兼统，较为合宜。臣等查吴光亮朴诚勇敢、任事实心，且驻扎中路将及两年，熟悉全台情形；令其兼统台北，则中、北两路指臂相联，不致稍形隔阂，于台事洵有裨益。已飞咨吴光亮居中妥为调度，选择营官认真整顿训练；一面招垦抚番。办理正值吃紧之时，骤难更易生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该总兵暂缓入都陛见，俾竟全功。除咨部外，臣等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着照所请。钦此‘。
·六月二十九日（西历八月十八日——即礼拜五）
东倭考
毗连中华之岛国，同文同轨者有四：曰日本、曰朝鲜、曰暹罗、曰琉球。朝鲜，箕子之后，祚最绵远；与琉球恪守藩服，世奉中国正朔。日本，则叛服不常，前代且为边患。
按东倭地土硗瘠，贪利亡命。世系，不可考。或谓秦始皇惑于方士，遣徐市载童男女三千人浮海求神仙、觅不死方，徐无以报，即在海岛侨寓播种，童男女随意野合，生齿渐繁，居然成国；则倭人，本中产也。隋开皇五年，始通贡中国。唐兴，无表贡。迨太宗征高丽，海邦震慑，遣陪臣赍表谢罪，呈进方物。终唐之世，无或异。五季礼教凌迟，职方久废。赵宋初，即遣使通贡；礼文之敬，于唐有加焉。仁宗以后，屡诏颁赐书籍。其时，日本国王命使臣归国，必购取坊刻经、传、子、史以及唐、宋诗文着述，并延聘中华士人训迪世子；设立国学、乡校，官员子弟、民间俊秀咸使就学。于是文风渐启，朝鲜通聘、暹罗交欢，彬彬然几为海外衣冠文物之邦矣。而日人推本渊源，以为布帛、菽粟，无非天朝雨露之恩；礼义、伦常，都是圣教纲维之力：服膺恐后，戴德弥虔。故于有宋一代，恪恭恪顺；不敢以远居荒服，稍后趋承。及至南都鼎革、有元应运，遣使诏示，竟不奉命，而且辱其使臣；盖犹不忘赵氏之遗泽也。元祖两次专征，皆未得利；中、东不通辙迹，殆将百年。明永乐时，信使复通。初用国书，所司敕边吏令易表文。因思藉供张之便，可懋迁中国货财，勉强遵依；已骎骎乎存与国之意矣。嘉靖中，分宜当柄，海氛不宁。浙盗徐海、汪直通倭寇边，赵文华督师与胡宗宪敛财贿盗，冤杀张经；倭贪赂忘信，去而复来。自浙东、西至江南沿海溜河、崇明，直达南京、蔓延安庆，无不遭其蹂躏；明季遂以防倭为海疆要政。我朝龙兴，四夷宾服；鉴胜国之弊，海禁重申，并不责其贡献；屡求通市，亦未该准。铜商领照出口，均有期限程约，不得或逾。自通商之该起，援例以请；廷该一视同仁，附名盟府。越年，即开台湾之衅；以生番戕害琉球遭风难夷为辞，强丐恤典。夫台湾，中国之境土也；琉球，中华之属国也。或应办剿、或应抚恤，堂堂中国，自有权衡；日人不得而过问也。无如政府偷安，自贻伊戚：始答以模棱之词，妄思推诿；继问诸师旅之事，积习委靡。调集无数兵勇至台东，饮椰子酒，可称大哺（椰子酒，猢狲所酿）。交邻有道，师出何名？费总可输，声灵安在！既昧“尊周”之义，潜伏“争郑”之心。当事不察，良足慨也！
昨阅琉球使臣陈日本书牍，据称’前明洪武五年，已臣属中国；后嗣百余年，方与东国聘问。就使中、东皆是我主，亦难弃旧从新。况中、东条约，并未载明琉球专属日本，实不敢谢绝中国‘。且谓“与其无信而生，不如守义而死”；忠悃可昭日月。呜呼！我中国将何以慰其向往之诚哉！迩年东瀛行西教、改西法，媚西人，借西债；耀师黩武，外强中干。如陈相之用夷变夏，效吕政之焚书坑儒，人皆谓富强可冀；殊不知已自灭其国也！噫！愚矣，悖矣。
·七月十二日（西历八月三十日——即礼拜三）
论开矿
日昨本馆有云：香港近到一船，内有开矿机器及工匠等；闻不多日，即拟载往台湾之鸡笼山也。有主西学者曰：’此后中国矿务大兴，乃中国致富之兆也‘。有辟西学者曰：’此非佳兆也；独不见明万历时之开矿，而明因此多事乎‘！吁！此可谓因噎废食之见也。
夫万历时之开各矿也，主其事者，阉竖耳；任其事者，土棍耳；从役其间者，游手好闲之无赖耳。一旦举而行之，恃朝廷之势力，毁闾里之坟庐；而且无恶不作，有事为能：官司之政令难行，民间之怨声载道。故廷臣言之、疆吏劾之，不得已始行停止；阉竖则均怒大臣，煽惑在事之人。而土棍无赖，既无所得、又无所归，始聚而为盗贼也。若使主事、任事之人，皆为端士；而从役于其间者，又皆有业之人：即聚而复散，各有所事，何至尽从而为盗贼哉！古今之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大抵如斯；岂徒一矿务而已哉！
倘谓矿不可开，上古之时，姑无其论。而“禹贡”一书：扬州之贡，惟金三品；荆州之贡，亦惟金三品；梁州之贡，璆铁银镂。其金、银、铜、铁等物，果由何而得乎！岂皆如山出器车、河出马图、泗滨浮磬诸物，均自呈祥，可以不劳人力而取乎？抑彼时已通欧洲，而诸物皆购自欧洲以充三州之贡，可以不劳中国自取于地中乎？不然，则三州之诸金，果何由而得也！商、周而后，国家开矿之事，史策虽未列书；然民间如蜀之卓氏，是以铁冶致富甲于一时者，未闻其因此致乱也。蜀郡至今，民间亦尚有开辨五金之矿与盐井、火井者；其小民之争斗时亦难免，若谓因此而致乱，则未有也。余生也晚，道光以前之事，未能目见；然幼时在滇，亦尚闻云南各处有关辨五金之事。他且无论；即以点铜锡一事言之，道光以前，贩卖此锡一业，尽归江西抚州一府之人承办。而云南省城之抚州会馆，其馆内之花园与馆外之房屋，值银总在百万两以外；余尚有他州县之会馆，不在此内：其富可知矣。贩卖者尚能获此厚赀，开辨者更无论矣；贩卖之厘金已能如此之多，其赀本利息亦无论矣。点铜锡一项且如此，其他更无论矣。幼时尚闻云南故老聚谈：干、嘉之时滇省大富，皆由于矿务之多。今则已不如昔，然犹有蒙自诸矿，尚能差强人意。但其中之弊，亦实难免。地方初得一矿之时，豪强相争，遂成械斗杀毙多命之案；一经呈控，地方官从中取利，禀由官办。于是在矿佣工一切衣食日用之物，皆由亲丁、书役办卖，任意取盈；因而激出事端，戕杀各人者有之，但从未闻戕官者。上台或恐滋扰，从而停开者有之；但封闭之后，亦未有敢再开者。可见非矿之不可开，皆由于办理不善之故也。若能禁止一切，而矿岂有不能开者！奈何鉴明之失，遂谓矿不可开乎！实未免因噎而废食也，岂不深可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