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举人罗济美呈文（略）
云南举人张成濂等呈文
江西举人罗济美呈文（略）
云南举人张成濂等呈文
具呈云南举人张成濂等，为和议将定，国势愈危；谨另筹御侮之策，恳请代奏以挽时艰事。
窃自倭人犯顺以来，言战言和，迄无虚日。但主战者筹画疏略，而不顾师干总统即坚持和议之人；主和者始终不移，而但翼失地丧师以遂其胁和之计。盖李鸿章一日不去，一日无胜倭之望；初不待溃败之后而始知也。自旅顺、威海相断失陷，其始愿既遂，其阴谋更深。愈谓中国断非倭敌，举数百年培养之人心、廿三省式廓之封疆、亿万众同仇之士庶，竟属一无可恃；抑若朝不允和，倭即夕至，京都立覆、宗社立倾，不得不俯首求和，暂纾祸患。朝廷不得已而曲从之，天下臣民亦无不痛心而默识其故。况兵凶战危，士卒横罹锋镝，孰无人心、亦岂乐此！故自李鸿章赴倭而后，天下臣民惟静待和议之定，以纾君父之忧，未敢妄出一言，致涉干扰；亦谓李鸿章受恩最深，天良不至灭尽，虽于国体有辱，或于国脉无伤。乃今闻和约成矣、全权已画押矣，所立条款，则竟万万出人意料之外；是欲纾祸患而祸患更速，欲保社稷而社稷更危！
姑先以条约中之为害最烈、足致危亡者而言：一、赔费太钜也。兵费二万万，先付五千万；其余分年偿清，仍按年起息。夫我之不能战者，恐无饟耳；今有此二万万，何不以之养战士，而乃以之输仇敌！前大学士臣曾国藩所立湘军营制，每万人月饟共五万两。是即养勇五十万众，每年不过三千万两；再支持五、六年，犹未及二万万。况果能将帅得人、事不掣肘，尚无须五十万之众，五、六年之久，早已令倭奴畏威而纳款矣。今尽以之予倭，固已搜括无遗；筋疲力尽，而仍不免于养兵，饟项更从何出！倭众仅十余万，得此则兵饟更充，攻我更力；是输饟以供敌，正输饟以自攻也。一、割地太易也。夫皇上抚有之地受之列圣，不敢尺寸与人。东边奉安三陵，为京师屏蔽，外控吉、黑两省；今委之于倭，旦夕有事，倭得扼我之吭而制之。台湾为东西洋襟喉，物产饶而民气劲；倭因以为资，还而谋我，是我厚其毒以自敝也。泰西公法：两国议和，非兵力所及之地，胜者不有。今台湾，则非倭兵力所及也；即兵力所及，兵费既偿，其地仍归本国。
今归我者威海刘公岛而已，辽东则不归也；破坏公法自我始。我与泰西各国所立条约，均有“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言；今割地与倭，倭固利矣，势必各国援“均沾”之例纷纷责地于我，俄则请割新疆及东三省、英则请割前后藏及广东、法则请割广西且与英共请割云南，许之乎？不许之乎？许则地有尽时，不许则寇至无日！万一竟请割我京师，又将何如？不能拒蕞尔之倭，而独能拒强大之英、俄等国，无是理也！且台湾尚义，自昔已然；万一我弃台民、台民不弃我，倭仍将责言于我。与之，何以处台民；不与，又何以处倭！窃恐台民有以自处，我实无以处此矣。一、驻兵难允也。兵费未清之先，倭兵仍驻威海等处，其饟由中国代付。夫既和矣，而敌兵犹驻眉睫之间，且以数百万、数十万钜款以养之，天下无此自甘于受害之事。况倭一日不去，我一日不能撤防，则戒严如故也、饟糈如故也；徒削此二万万之脂膏血肉，徒弃此辽东、台湾数千里之疆土人民。万一倭民与我军民故寻小衅，安得再有此二万万之费、数千里之地以予之耶？一、减税宜驳也。我之所资以偿洋债者，洋税耳。今倭之土货各减二成，他国势必纷纷请减，许倭即不得不许他国，每年约少洋税千数百万两；洋税既减，洋债何偿？况我愈馁彼愈骄，今曰二成、明曰二成，势必至于无税而后已。
且各国群起效尤，咸动豆剖瓜分之志，势更至于无地而后已。兴言及此，能不痛哭流涕，泣血上言于我皇上之前哉！或曰和之为害，朝廷未尝不知，特因相继溃败，舍和别无办法；故苟安目前，聊以救祸耳。不知非无办法、非无善策，因李鸿章始终主持掣肘，故虽有善策亦归无用；无怪忠臣义士、勇将锐卒无从为国效忠，且甚至与叶志超诸人同受溃败之名，抑似堂堂中国竟不能与人决一战者。总之，如此定和，非惟无以救祸，适足以速祸，并苟安而不能。若不和而战，急去李鸿章而易以公忠坚定之臣，则不惟能苟安，而且能自强。是又何必违天下之公论，而以数百年相承之基业弃之一旦而不顾耶！况咸丰末年，天下糜烂，发、捻肆扰，而夷氛之恶直逼京师，事势之危过今百倍；然和约亦不过增通商口岸及千余万兵费耳。今日者苟如此定和，不几令英、法各国追悔从前之得利太轻耶？则无礼之要请，定纷纷在目前矣。且和之云者，兄弟之国修好息兵，化干戈而为玉帛之谓也；得失利害，不能大有偏枯也。昔宋臣富弼对辽主之言曰：’两国既为兄弟焉，可使一荣一辱‘？反覆数百言，卒以至诚感悟辽主。夫富弼所谓荣辱者，犹仅得地、失地一事也。
今议和乃如此定款，是则坏我之藩篱、翦我之手足、戕我之腹心；我若允之，直纳款乞降之谓，受辱不足言矣，尚何和之云哉！总之，中国士卒众多、人心固结，足以敌倭而有余；前此之败，实由李鸿章主使之。故其最令人切齿者，一则以天险之旅顺，令私人龚照玙驻守，退让于倭，倭兵得由陆路攘取金、复、海、盖及营口等处。一则人人痛恨奉旨拏问之丁汝昌屡次保留、仍统海军，不转瞬而以“定海”等兵舰公然悉献于倭。即此二事而论，李鸿章用心所在与中国致败之由，显然立见；是犹得谓中国之真不能战哉？及今大势未去、人心犹固，依然金瓯无阙、一统全盛之天下，犹可奋一战，以杜群夷之窥伺，以振积弱之国威；幸勿延至不可收拾之时，则真欲战而不能、自立而不得矣，不大可恐惧寒心也乎！
谨将战胜之策，分为十款，胪陈于后。
一、统帅须得人也。中国士卒、粮饟十倍于倭，旅顺、威海之失，皆由守将先遁，兵勇继溃；故倭兵安然入口，毫无抵御，非天险之可恃也、非倭兵之果强盛也。其故由李鸿章暗中指示淮军将领望风希旨，相率退让，以示倭强我弱，以实其宜和、不宜战之言。总之，去岁决意主战，即不宜用李鸿章主持战事。今者往事已矣，惟有急用公忠坚定、众望素孚之李秉衡为关内外督师，而以朱庆副之；各路接军悉归调遣，提、镇而下得以军法从事。再用不恤情面、素有风力之臣如刘坤一、马不瑶、唐炯等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力守北洋各海口。如此，则两帅得人，壁垒一新矣。至于忠勇朴实之将，所在皆有；李秉衡诸人自能搜罗调取，因材器使也。
一、海军终不可不立也。即于所备赔费内提取二千万两，交张之洞、边宝泉、谭钟麟、马丕瑶等派委廉洁明敏之员潜赴英、德各国购办铁甲两三艘、快船十余艘、洋炮洋枪若干，速运内地。盖公法虽有不售船械与交兵之国之言，其实但能不惜使费，仍自可办；普、法往事具在，可按册而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