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据覆奏，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又经惇亲主等议奏：“因此构衅，未为得计。且即天津海口可恃，江、浙、闽、粤各省究未可知。请饬妥议”等语。此事关系全局，自应博访周谘，以期妥协。刘坤一、何璟、张树声、吴元炳、谭钟麟、勒方锜、裕宽悉心妥议，切实陈奏。总理衙门摺片各一件、单三件，陈宝琛、张之洞、李鸿章摺各一件，均着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江苏巡抚吴元炳覆奏球案日约可徐图摺（十月二十六日）
江苏巡抚臣吴元炳跪奏：为遵旨筹议密陈，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自于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密奉寄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球案不宜遽结”，当经惇亲王等酌议，宜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旋据左庶子张之洞奏“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复经惇亲王等议以“日本与俄深相邀结，又与福建、江、浙最近，且恐各国从而构煽，卒至仍归前说，或并二岛而弃之，益为所轻”等语；复谕令李鸿章统筹全局，切实指陈。嗣据覆奏：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又经惇亲王等议奏：“因此构衅，未为得计；且即天津海口可恃，江、浙、闽、粤各口究未可知。请饬妥议”等语。此事关系全局，自应博访周谘，以期安洽。着悉心妥议，切实陈奏。总理衙门摺片各一件、单三件、陈宝琛、张之洞、李鸿章摺各一件，均着抄给阅看。钦此’。伏见皇太后、皇上于中外交涉之事，慎益加慎；下怀莫铭钦感。
臣按日本为东洋蕞尔之邦，近年来与泰西各国通商立约，毅然以与国自居，妄自尊大。前年夷球为县之举，经中国再三责问，无辞可对，支吾掩饬者两载于兹。今忽乘中国与俄议末定之时，乃以球南荒岛给我结案，并要求改约“同沾利益”，贪狡之谋毕露、要挟之心如见。议者以为中国不即允许，恐其助俄为患，多树一敌；臣窃以为不然中国与俄和战尚在未定，万一俄事竟尔决裂，俄兵扰我海疆，则长崎一带屯师济饷以为接应，势所必然；此时倭人即与中国结好有海誓山盟之约，能闭关以拒俄师乎？能助中国以截击俄人之后路乎？皆不能也。强弱之势，俄足制倭、倭不足以制俄也。如果俄议渐次就范，两国不启兵端，则沿海各省均系通商口岸；目前整顿海防、简兵厉卒，俄人亦既闻之；内地无可进兵。即台湾一处，前年俄兵亦尝履其地矣，瘴疠之毒，不战而伤亡者七、八百人；攻之不易得、得之不易守，即欲狡焉思逞，而揆时度势，臣料俄人必不敢犯其所难。然则倭之助俄、不助俄，在中、俄之言战、不言战，而与球案之结不结、约之改不改，均无涉也。若震慑于恫喝之游谈，而欲藉结案、改约以交欢，是正堕其要挟之计，而二岛仅存、球祀不继，利益已沾，后悔莫及；臣未见其可也。右庶子陈宝琛持论正大，洞中窍要；其言实有可采。直隶督臣李鸿章“支展”之说，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老谋深算，出于万全。况球事经中国责问之后，倭人支吾其说者二年有余；今即以支吾中国之法还而施之于彼，理无不顺、事可徐图，必不致遽启衅端也。
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所有遵旨筹议覆陈缘由，理合恭摺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六年（四）
两江总督刘坤一覆奏球案宜妥速议结倭约宜慎重图维摺（十一月初五日）
头品顶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跪奏：为球案宜妥速议结、倭约宜慎图维，外杜纷纭、内严防范，遵旨密摺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接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六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总理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此事关系全局，自应博访周谘，以期妥协。着刘坤一悉心妥议，切实陈奏’等因，钦此。仰见朝廷全盘在握，兼听为明；跪诵之余，莫铭感悚！
臣查球案与倭约本系两事，直隶督臣李鸿章与右庶子陈宝琛、左庶子张之洞所言倭约不宜更张附益，以免另生枝节，诚为有见。至谓球案宜缓以及“支展”之法，无非欲俟中、俄定局，勒令日本全退球地，重立废王，以张义声而绥藩服；则似未将是非利害深维始终、权衡轻重也。夫琉球与高丽、越南、缅甸等国同列外藩，中国之所以怀柔之者亦略相等。究之，该各国之于中国是否相关，既有名实之判；中国之于各国能否兼顾，亦有难易之殊。盖外藩者，屏翰之义也。如高丽、越南、缅甸等国与我毗连、相为唇齿，所谓“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而高丽附近陪都，尤为藩篱重寄。
臣屡函致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与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务劝高丽结好泰西，以杜倭、俄窥伺；该国万一有警，中国亦应明目张胆遣兵赴援。为该国策安全，即为中国固封守；与英国之保土国情形相同。即臣前在粤督任内，于叛镇李杨才窜扰越南力主进剿，责令广西提督冯子材擒贼自效者，亦恐越南不支，必借师于法人，以后为其所制，而两粤之外障益隳：此外藩必须极力扶植者。至于琉球则与高丽、越南等国迥别，琉球臣事中国数百年，朝贡极其恭顺；响风慕化，诚属可嘉。然与中国远隔大洋，得失无关痛痒。且琉球臣中国，祗假我声灵；琉球臣日本，实奉其号令。平日无端剥削、无故拘囚，一任日本所为；琉球未尝赴诉中国，中国亦末尝过问。故一旦夷为郡县，指挥即定；而欲中国强与之争，务使日本俯首听命、琉球吐气扬眉，乌可得哉！如张之洞所言“中国闭关绝市，摈斥日本，不复与通，原为计之至善”。沿海筹防有年，自不如前明之受其蹂躏；然谓此即足以制日本而复琉球，则未必然。如陈宝琛所言“中国声罪致讨、跨海东征，以今日之整练水师，亦决无元初覆军之惧”然以日本二千余年之国，此举必扫穴犁庭；使设伏以邀我、固守以老我，彼熟我生、彼主我客，悬军深入，大属可虞。即使日本惧我兵威，一战而败，请受约束、许复琉球；而琉球近在日本卧榻之侧，我能留兵守之否？我能归而彼复夺之，岂能再为出师以蹈波涛之险！竭中国而事外夷，自古以为诟病；况今日中国之于琉球乎？我朝定鼎之初，经略西南各国，独置琉球于度外；今日乃为之致死于日本乎！张之洞、陈宝琛二策既不可行，则李鸿章所谓“支展”者，将来仍以口舌折之、或以虚声胁之，以日本之崛强，未必有济。且“支展”之法，日人未必不知；知之则必附俄，与我为难，势所必至。臣前在京邸，日本使臣来见，屡陈“鹬蚌相持”之戒，原有所为而言；然于琉球有骑虎之危，而于中国有夺牛之惧，安得不思铤险以舒祸！目前俄得日本推波助澜，可以东西牵制；蜂虿有毒，曷若与之讲好释嫌，纵不拒俄、亦不助俄之为愈也。是“支展”一策，亦属无益有损。夫琉球之于中国，鸡肋可投；中国之于琉球，马腹难及：中外莫不共晓。第以字小之仁，不认视同蛮触之争，听其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