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城山三郎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日高信六郎参事官于一九三七年正月访问松井大将时，松井说：”看来，我的部下确实干出了悖理的事。“为此，日高信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家伙。“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这里从路。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采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１，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以巡回总领事身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也邮寄东京外务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到这类报告。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
松井大将说：“无言可以辩解‘。”（前引书１，第三八三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还有副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这就是说，外交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１，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牧师说，日本大使馆馆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１，第一四九页）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当时，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所着《外交官的一生》中有如下叙述：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叹。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纵火、屠杀的情况。宪兵虽有，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略）。”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京暴行。因为它有比“暴虐”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着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高信六郎。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方性质。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并名誉扫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２，第二十页）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罗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着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着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着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