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朝时代，日本的俗习还不冠不履，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朝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民众。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又受着了欧西文明的恩惠，而统制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地不幸是有了这样的一位”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越野蛮人日本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像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今译《曼彻斯特卫报》译者）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编者在高呼着：”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愿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终相信者，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须考虑他在执笔时对逮捕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流露的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感。但这且不说，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最着名的日本通，也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应该虚心听取他对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评性的解释。
明治的领导人以和魂洋才为座右铭。所谓和魂，实际上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为基调，他们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本来就是异质性的民族精神。这里出现了沟通统治者与民众的”国民思想“。
可以说，是明治文化给这种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欧美文明的假面具。由于是前近代与近代的结合，所以未能充分协调，自然就产生畸形的东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产生出郭沫若所说的那种比野蛮人更残酷的文明野蛮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见收录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里，也没有收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书集》（五十九篇）里。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图书馆编纂的《郭沫若着译书目》，从该书目看来，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书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庆出版的《羽书集》（五十八篇）都未收录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见，并不只是在战后出版的《沫若文集》里没有收进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广东出版的《文艺与宣传》和丁三编的《抗战中的郭沫若》
（战时小丛刊，出版时间不明）第四编《最近言论》等，也未收录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不久，正当武汉陷落之际，因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中”会集和选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着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发行的那本书作序？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较强烈，因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这似乎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他也就日本军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