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冀鲁边黄卢二同志被刺，黄，即黄骅，时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卢，即卢成道，时任冀鲁边军区参谋长。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晚，黄、卢在新海具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入室内，向黄、卢及与会人员开枪扫射，然后慌忙逃离，黄、卢等五人当场牺牲。冯系土匪出身，反复无常，当过伪军，投奔八路军后仍匪气十足，一贯不接受领导。以前曾因要撤换他的职务和改编他的部队而与黄副司令员（当时的任职）发生过冲突。后来，又因调他去清河垦区整训，他几次对抗命令，自由行动。
［6］邢仁甫叛乱，邢仁甫，旧军人出身，早年参加共产党，曾参与领导冀鲁边抗日武装起义，曾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教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一九四三年三月，山东军区调邢到延安学习，而任命原副司令黄骅接任司令员一职。邢认为黄是挤他出边区，夺了他的权，未走。黄骅和卢成道被刺后，邢心怀鬼胎，一面向山东分局和军区表示自己的“忠诚”；一面想拉部队“独树一帜”。当邢的阴谋被揭发后，便只身逃跑，被国民党第一战区任命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后到天津投敌，当了日寇的“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后被捕获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山东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内容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甲）一九四四年秋季为止，山东根据地超过了一九四○年之发展。
（一）九个月来，攻克与迫退日伪据点约计一千个以上，日军兵力大为收缩，津浦路以东的伪军亦由二十万减少到十五万。
（二）根据地一面负担的人口，共约一千二百万，面积共六万五千八百余平方里，游击区两面负担的人口（划到我占优势地区的人口），共六百八十多万人，面积共二万六千多平方里。
（三）各根据地之互相间关系有了更多的改善，鲁中对沂水之攻克，滨海对诸胶高日之开辟，并控制铁钁山；鲁南对津浦路两侧之打通，发展邹滕东部；渤海对黄河两岸之扩大联系，冀鲁边大部分的恢复；胶东对文登、荣成之占领，打开沿海与肃清烟青路北段之封锁。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胜利。
（四）我已基本地摆脱了在极严重三角斗争中之劣势地位，扩大了自主性与机动性，使敌人“蚕食”与分散配置遭到很大的失败。
（乙）目前必须克服和防止任何自满，否则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一）敌人“扫荡”滨海遭受打击后，尚在沉寂中，但敌人还是相当强大，可能更加慎重地准备对我发动大规模之“扫荡”。现已发现①本文是罗荣桓与黎玉、萧华共同签署给各军区并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敌人又在厉行其所谓总力战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巩固一部基地，加紧整理城郊保甲制，实行联保联坐法［1］，提出并发动“自发”
的结合，建立自治自卫之政治组织、自给自足之经济组织和自肃之社会组织。
其着重点在于打击我之打入工作与强制进行献金运动，而军事上包括伪军在内，强调重点与集中配置，增加城郊之防御与出击力量。
（二）顽亦在急谋建立统一指挥，已采取军区制，企图乘敌后空隙恢复力量，并有重新由河南抽调部队入鲁之谣传，其分散之地方实力约计有七万人（津浦路东）。他们对重庆感到失望，又认为我对他的威胁太大，未公开投敌之部分，也只差宣布番号。现己同敌人进行积极谈判，向敌人要条件。
由于盟国的胜利，敌人失败已成现实，以致他们各个内部，尤其是中、下层的分裂可能性增大，就不能不仍然彷徨于公开投敌之歧路。
（三）因此，我必须提高警惕，准备打击敌人任何一种“扫荡”，对顽亦不能忽视其存在之力量，还有可被利用之条件，他们的合法地位与正统思想，仍有强烈之作用，在敌占区伪化上层组织机构中，有他们“曲线政策”，反动的战果。
（四）我们为了准备打击敌人任何一种“扫荡”，并求得更加巩固地发展自己，保有最有利反攻阵地，提出如下之部署：
（1）争取迅速地完成铁路线以内各个根据地间之联系与打通，使之成为一片。如鲁中、滨海、鲁南间是存在有利的条件的。自攻克沂水与沂河两岸，大部分在我控制中，敌只占临沂诸县，郯城已处于我愈益逼近的包围中。我应根据内线工作的成熟情况，选择敌人分区“扫荡”时机，或有利于我之时机，首先收复莒县、郯城，彻底破坏台潍路临枣段与诸莒段，造成对临沂之①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孤立是可能的。这是鲁中、滨海、鲁南自今冬到明春统一的战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