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俭。董仲舒《对策》，乃谓俭非圣人之中制。公孙弘亦云：“人主病不广大舒弘。正邪虽殊，而启武帝之侈心则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晋；国武子好尽言，而不容于齐。小人众而君子独也。汉士习于谄谀，而以汲长孺为戆、朱游为狂；晋士习于旷达，而以卞望之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习俗移也。
列国大夫之无君，晋为之也。会于戚而不讨孙林父，会于夷仪而不讨崔杼，会于适历而不讨季孙意如，君臣之义不明，而大夫篡夺之祸，晋自及矣。《晋语》赵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斩祛，芋尹无宇之断旌，其雠一也。披请见而晋文让之，无宇执人于宫而楚灵赦之。楚灵之量，优于晋文矣。汉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鹄，吴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参曰：“晋之从政者新。”谓荀林父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谓范鞅也。一以丧师，一以失诸侯。《书》曰：“人惟求旧。”
以近事为鉴，则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冯是也。告君亦然。樊哙谏高帝曰：“独不见赵高之事乎？”爰盎谏文帝曰：“独不见人彘乎？”
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传》言鄢陵之败，苗贲皇之为。《楚语》云：“雍子之为。”与《传》不同。傅玄云：“《国语》非丘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叶少蕴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王荆公以为六国时人。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郑渔仲云：“左氏世为楚史。”司马氏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国语》之文，不及《传》之精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籴于齐，见《鲁语》。《容斋三笔？书博古图》谓：《左传》无玉磬之说。非也。
《晋语》：伯宗索士庇州犁，得毕阳。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毕阳实送州犁于荆。毕阳之孙豫让，见《战国策》。祖孙皆以义烈着，所谓“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书于《传》，故表而出之。
《晋语》：知宣子将以瑶为后，知果曰：“不如宵也。”弗听。知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通鉴》取此。《战国策》：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智过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韩非子》同云“更其族”。智过即智果也。二说之先后不同。
《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注：骚，愁也。离，畔也。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
《皇王大纪》景王二年，襄三十年。楚公子围至晋，晋赵武子鞅鸣玉以相。按《楚语》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盖楚昭王时，鞅者武之孙也。今以王孙圉为公子围，以鞅为武之子，皆误。
古者，孙以王父字为氏。子产，子国之子，《国语》谓公孙成子，《左传》谓公孙侨。子产之子，始为国氏。致堂作《子产传》，曰“国侨”，非也。
《郑语》依、輮、历、莘，《史记？郑世家》注：“莘”作“华”，《水经注》：黄水经华城西。史伯曰：“华君之土也。”韦昭曰：“华，国名。秦白起攻魏，拔华阳。”司马彪曰：“华阳在密县。《括地志》：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可以证今本之误。按下文“前华后河”，则上文当作“华”。
《晋语》窦犨对赵简子曰：“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见其贤矣。《史记》：孔子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之死，临河而叹。《索隐》云：“鸣犊，犨字。”《通鉴外纪》于周敬王二十八年，书简子杀鸣犊。三十年，书窦犨对简子。误也。
江端礼尝病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非非国语》。东坡见之曰：“久有意为此书，不谓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国语》，而其文多以《国语》为法。
古以一句为一言。《左氏传》：子大叔九言。《论语》：一言蔽之曰：“思无邪。”秦、汉以来，乃有句称。今以一字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诗之类，非也。
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孙子》曰：“岁为善星，不福无道；火为罚星，不罚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临吴分。真文忠公奏：汉之肇造，以宽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晋之却敌，以将相有人，而不在岁星之临吴。
子产铸《刑书》，赵鞅、荀寅铸《刑鼎》，至邓析《竹刑》，则书于竹简矣。然《甫刑》云：“明启《刑书》。”其来已久。《汉？杜周传》不循三尺法，注：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从事。”《盐铁论》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盖律书以二尺四寸简，举其大数，谓之三尺。曹褒《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汉礼与律令同录，其制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