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为尺，汉专用十寸为尺。”
《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月令》：孟春，蛰虫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汉始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左传》启蛰而郊，建寅之月。《正义》云：“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迄今不改。”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周书？时训》：雨水之日，獭祭鱼。惊蛰之日，桃始华。《易通卦验》：先雨水，次惊蛰。此汉《太初后历》也。《月令正义》云：“刘歆作《三统历》改之。”又按《三统历》：谷雨三月节，清明中。而《时训》、《通卦验》，清明在谷雨之前，与今历同。然则二书皆作于刘歆之后，《时训》非周公书明矣。是以朱子集《仪礼》，取《夏小正》而不取《时训》。马融注《论语》，谓《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
《周书序》：周公辩二十四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唐大衍历议》：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自后魏始载于历，乃依《易轨》所传，不合经义。今改从古。李业兴以来，迄《麟德历》，凡七家，皆以鸡始乳为立春初候，东风解冻为次候，与《周书》相校，二十馀日。一行改从古义。《汉上易图》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无中气，有候应而无日数。《时训》乃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十日为节。二书详略虽异，大要则同。《易通卦验》所记气候，比之《时训》，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当以《时训》为定。故扬子云《太玄》二十四气、关子明《论七十二候》，皆以《时训》。”
《时训》、《月令》七十二候，雁凡四见：孟春，鸿雁来，《夏小正》曰“雁北向”，《吕氏春秋》、《淮南？时则训》曰“候雁北”；《月令注》：今《月令》“鸿”皆为“候”，而不言“北”，盖“来”字本“北”字。康成时犹未误，故曰：“雁自南方来，将北反其居。”其后，传写者因“仲秋鸿雁来”，误以“北”为“来”。仲秋，鸿雁来，《吕氏》、《淮南》曰“候雁来”；季秋，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小正》曰“九月，遰鸿雁”，《吕氏》、《淮南》曰“候雁来”，高诱、许叔重注：以“候雁来”为句；宾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曰宾爵。季冬，雁北向，《小正》在正月，《易说》在二月。《正义》谓：节气有早晚。
鱼上冰，《夏小正》曰：“鱼陟负冰。”陟，升也。负冰云者，言解蛰也。《淮南》曰：“鱼上负冰。”注：鲤鱼应阳而动，上负冰也。《盐石新论》谓：《小戴》去一“负”字，于文为阙。然《时训》与《月令》同。《吕氏春秋》亦无“负”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验》云：“小寒季冬，鹊始巢。”《诗推度灾》云：“复之日，雉雊鸡乳。”《通卦验》云：“立春。”皆以节气有早晚也。
《月令正义》穹天，虞氏所说，不知其名。按《天文录》云：“虞昺作《穹天论》。”《晋？天文志》云：“虞耸立《穹天论》。”耸、昺，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论》云：“族祖河间立《穹天》。”耸为河间相，然则非昺也。
宿离不贷，蔡邕曰：“宿日所在，离月所历。”
地气上腾，注：农书曰：“土上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正义》云：“《泛胜之书》也。”唐中和节进农书，按《会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业记》三卷。吕温进表云：“书凡十二篇。”《馆阁书目》云：“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时则训》：冬祀井。《太玄数》云：“冬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鹰化为鸠，阴为阳所化；爵化为蛤，阳为阴所化。堇荼如饴，恶变而美；荃蕙为茅，美变而恶。
《曲礼》，隋王劭勘晋、宋古本，皆无“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证，以为无此一句。
公孙弘云：“好问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学”。
《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保傅传》谓：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大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谓：人君所讳言者，灾异之变；所恶闻者，危亡之事。太史奉书以告君，召穆公所谓史献书也。
《曾子问》于变礼无不讲，《天圆篇》言天地万物之理。曾子之学，博而约者也。
《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叹，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
《夏时》、《坤乾》，何以见夏、殷之礼？《易象》、《鲁春秋》，何以见周礼？此三代损益大纲领也，学者宜切磋究之。
《白虎通》云：“《礼运记》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礼运》无此语。五性：仁、义、礼、智、信。”《韩子？原性》与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