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孟子滕文》）
（“古之人如保赤子”，为《书康诰》文。此为文、武之道。《墨子》诸篇莫不称说文、武，安肯尽割以归儒者？取《墨子》一读可见。而夷子乃归之于儒，可知《康诰》为孔子之《书》，而二十八篇之《书》，亦皆出孔子矣。若墨子所引之《书》，乃墨子所定，与孔子之经各别。其或辞亦略同，而义必相反。可知其它篇名之同异多寡，亦必不同。其《书》之同者，当亦采之先王，而附以己意，各定其《书》以行其教。今《墨子》中所引《书》篇，如《相年》，皆二十八篇之所无，盖墨子之诵《墨经》指此，与吾孔子之经不相关。其它经亦类此，故谓六经皆孔子所作。以此推之，若王鸣盛、孙星衍之徒，引墨子之《书》以解百篇之逸伪，彼未知学术之源，固不足责。此幸出孟子，尤可信据也。）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记杂记》）
（刘歆变乱后，咸以礼为周公之制。然恤由丧之前，未有士丧礼，《士丧礼》由此出。则礼为孔子之所制作，此条可为证据。）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淮南子泛论训》）
（以《诗》、《春秋》为衰世之造，儒者所教，不若三代之盛，则《诗》亦非三代之文可知。盖皆为孔子所作，汉人皆知之。）《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五经异义》）
（此尚知《王制》为孔门大贤之记，异于以为文帝博士刺取者矣。）
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故孔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孔子未定五经如何？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设法谤之言，并作《书》三千篇，作《诗》三百篇，而歌谣怨诽也。（《白虎通五经》）
（五经皆出于孔子，所以不云“作”者，以《盘庚》、《周诰》诸篇之类，实有旧文，故云“定”也。）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后汉张衡传》）
（张衡是古学，尚知六经为孔子所论定。）
孔子不得富贵矣，周流应聘，行说诸侯，智穷策困，还定《诗》、《书》。（《论衡问孔》）
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论衡谴告》）
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论衡别通》）
（秦、汉诸子，无不以六经为孔子所作者。《书》言“稽古”，使为当时之史笔，则无古可稽。中国开于大禹，当夏时必有征伐之威，加于外夷者，故世以中国为中夏，亦如秦、汉、唐之世，交涉于外国者多，故号称中国为“大秦”、为“汉人”、为“唐人”也。当舜之时，禹未立国，安得有夏？而《舜典》有“蛮夷猾夏”之语。合此二条观之，《书》非圣人所作，何人所作哉？然则诸经亦莫不然矣。）
──右明孔子作经以改制。
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而求孔子之大道，乃无一字，仅有弟子所记之语录，曰《论语》，据赴告策书钞誊之断烂朝报，曰《春秋》耳。若《诗》、《书》、《礼》、《乐》、《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旧典，于孔子无与，则孔子仅为后世之贤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岂足为生民未有、范围万世之至圣哉？章实斋谓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说可谓背谬极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明者述之之列，则是说岂非实录哉？汉以来皆祀孔子为先圣也。唐贞观乃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孔子以圣被黜，可谓极背谬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删赞之列，孔子之仅为先师而不为先圣，比于伏生、申公，岂不宜哉？然以《诗》、《书》、《礼》、《乐》、《易》，为先王周公旧典，《春秋》为赴告策书，乃刘歆创伪古文后之说也。歆欲夺孔子之圣，而改其圣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汉以前无是说也。汉以前咸知孔子为改制教主，知孔子为神明圣王。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荀子曰：“孔子明智且不蔽，故其术足以为先王也。”故宰我以为贤于尧、舜，子贡以为生民未有也。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汉前旧说犹有存者，披录而发明之，拯坠日于虞渊，洗雺雾于千载，庶几大道复明，圣文益昭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