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制法之王考（乃上古昔，尚勇竞力，乱萌惨黩。天闵振救，不救一世而救百世，乃生神明圣王，不为人主，而为制法主。天下从之，民萌归之。自战国至后汉八百年间，天下学者，无不以孔子为王者，靡有异论也。自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伪“传记”，攻今学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于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而非复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祗为师统而不为君统，诋素王为怪谬，或且以为僭窃，尽以其权归之人主。于是天下议事者，引律而不引经，尊势而不尊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教主既微，生民不严不化，益顽益愚。皆去孔子素王之故。异哉！王义之误惑不明，数千载也。夫王者之正名，出于孔氏。何谓之王？一画贯三才谓之王，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残贼民者谓之民贼。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向背名之，非谓其黄屋左纛，威权无上也？后世有天下者，称帝，以王封其臣子，则有亲王、郡王等名。六朝则滥及善书，渎及奴隶，皆为王。若将就世俗通达之论识言之，则王者，人臣之一爵，更何足以重孔子，亦何足以为僭异哉？然今中国圆颅方趾者四万万，其执民权者二十余朝，问人归往孔子乎？抑归往嬴政、杨广乎？既天下义理制度，皆从孔子，天下执经释菜俎豆莘莘皆不归往嬴政、杨广，而归往大成之殿、阙里之堂，共尊孔子；孔子有归往之实，即有王之实。有王之实，而有王之名，乃其固然。然大圣不得已而行权，犹谦逊，曰假其位号，托之先王，托之鲁君，为寓王为素王云尔。故夫孔子以元统天，天犹在孔子所统之内，于无量数天之中而有一地，于地上无量国中而为一王，其于孔子曾何足数！但考其当时，则事实同称，征以后世，则文宣有号；察其实义，则天下归往；审其通名，则人臣之爵；而上昧神圣行权偶托之文法，下忘天下归往同上之徽称，于素王则攻以僭悖之义，于民贼私其牙爪，则许以贯三才之名，何其舛哉！今遍考秦、汉之说，证明素王之义，庶几改制教主，尊号威力，日光复荧，而教亦再明云尔。）
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孝经纬援神契》）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春秋纬演孔图》）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为制法之主，所谓素王也。《论语》曰：“天生德于予”，“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谓不空生，必有所制也。《左传》：仲子有文在手，曰“为鲁夫人”。《十六国春秋》：刘渊左手有文，曰“渊”。彭神符有文在手，曰“神符”。《东观汉记》：公孙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数移书中国；上赐述书曰：“瑞应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僭伪之人，尚应符瑞，况制作之圣、治万世者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
《春秋》，天子之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下）
（考孔子道，至可信据，莫若孟子。时周命未尽，王名未去，而孟子一生不至周，未尝一劝诸侯尊周，但劝诸侯行王政，云“以齐王，犹反手”。故李泰伯攻之，虽以孟子为不臣可矣。然此实后世一端之义也。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周自幽、厉后，威灵不能及天下，已失天子之义。孔子因其实而降为风，夷为列国。《史记儒林传》谓“周道亡于幽、厉”。孟子谓“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盖自周至幽、厉，孔子以为周亡。《春秋》天子之事作，刘向、淮南、董生所谓《春秋》继周也。孟子传孔子之微言，李觏安足以知之？宋人仅知尊王攘夷之义，宜其反却视不信也。）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同上）（当一王之法，即董子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繁露符瑞》）
（董子醇儒，发改周受命之说，昭晰如是。孔门相传之非常异义也。）──右孔子为制法之王显证。
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注：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公羊》宣十六年）
（王降为风，夷于诸侯，盖孔子大义。《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周道亡于幽、厉。自是孔子以《春秋》继周，改周之制，以周与宋，同为二王后。故《诗》之三颂，托王鲁、新周、故宋之义，运之三代，传之口说，着之《公羊》、《谷梁》，大发明于董子。太史公、刘向、何休，皆无异辞。示周不兴，孔子乃作，何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太史公所谓不可书见、口授弟子者也。）
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繁露玉杯》）
（董子直谓孔子为新王继周。董子一醇儒，岂能为此悖谬之论？盖孔门口说之传也。）
《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繁露三代改制》）
（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变周制，以殷、周为王者之后。大言炎炎，直着宗旨。孔门微言口说，于是大着。孔子为改制教主，赖董生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