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其父韩宗文曾任刑部主事，素负文誉。韩邦庆幼年随父居住京师，后南归考取秀才，但屡次考举人不第。曾任幕僚，终因性格不合而至上海为《申报》馆撰述文稿。189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由《申报》馆代售，而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就在《海上奇书》上连载。当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问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问者所喜，故销路平平”（颠公《懒窝随笔》）。刊物先是半月一期，后改月刊，每期刊《海上花列传》两回，每回配精美插图两幅；坚持了八个月，共出十五期，终于停刊。此后，小说仍继续创作，在刊物停办后的十个月左右完成全书。小说出版不久，韩邦庆病逝，年仅三十九岁。另着有《太仙漫稿》十二篇，采用《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但不落前人窠臼，声明“征实者十一，构虚者十之九”《太仙漫稿·例言》），说“鬼”而不信鬼，见出时代风气的转移。
据清末民初的资料记载，韩邦庆为人淡于功名，潇洒绝俗。虽然家境寒素而从不视钱如命；弹琴赋诗，自恰自得；尤其擅长围棋，与好友揪抨对坐，气宇闲雅，一派名士风度。唯少年时即染上鸦片瘾，又耽迷女色，出入沪上青楼，将所得笔资尽情挥霍，虽然因此而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却为他的小说撰述创造了条件。
上海开埠以后，华界和租界为牟利而不禁声色，致使妓院或变相的妓院林立，民风颓靡。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姚燮就以一百零八首《沁园春》词描写上海妓院，名为《苦海航乐府》，在暴露妓院黑暗的同时，警醒世人。这种宗旨和形式，便成为上海“狭邪小说”的特点，而真正写出近代上海“狭邪小说”特色的，当首推《海上花列传》。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此书，并推为“清之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他曾精辟地概括了全书的内容，说：“《海上花列传U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遂被洪送令还。而赵又潜还，愈益沦落，至‘拉洋车’。”“作者虽目光始终不离于赵，顾事迹则仅此，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沈洒征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二十八回以后）进叙洪善卿于无意中见赵拉车，即寄书于姊，述其状。洪氏无计，惟其女日二宝者颇能，乃与母赴上海来访。得之，而又皆留连不这返。洪善卿力劝令归，不听，乃绝去。三人资斧渐尽，驯至不能归，二宝遂为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极爱二宝，迎之至别墅消夏，谓将取以为妻，特须返南京略一屏当，始来近，遂别。二宝由是谢绝他客，且贷金盛制衣饰，备作嫁资，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朴斋往南京询得消息，则云公子新订婚，方赴扬州亲迎去矣。二宝闻信昏绝，救之始苏，而负债至三四千金，非重理旧业不能偿，于是复揽客，见噩梦而书止。”小说之主要情节线索，已大备于此。据作者的跋语称，六十四回以后的“腹稿”已成，但终未成文。
据清末民初人称，小说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而将真实姓名隐去，如齐韵叟为沈仲该，史天然为李木斋，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苏，黎鸿篆为胡雪岩，小柳儿为杨猴子，等等；唯不为赵朴斋讳。据说赵朴斋系作者朋友，发达时曾借钱给作者，久而厌弃，故作者写小说以讥之。尽管作者在《例言》中开宗明义即声明“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而上述传闻仍不胜而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曾驳其虚妄，但如传闻不虚，则此书又开后来的“黑幕小说”风气之先矣！
小说虽为（禁止）列传，但其宗旨却是“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近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例言》。尽管如此，小说中的（禁止）并不是面目狰狞的夜叉，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作者既不美化（禁止），像在此之前的“狭邪小说”如《青楼梦》那样把妓院写成“唯（禁止）能识落魄才子，唯才子能识风尘佳人”的理想国，借此抒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也不像后此的“狭邪小说”那样以揭露妓家之丑恶为目的，“所写的（禁止）都是坏人，狎客也近于无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而是以平静自然的笔调，平和冲淡的风格，客观地表现人生，不夸张，不粉饰，只是如实叙来。这一艺术风格可见出《红楼梦》的影响。例如，沈小红的泼辣蛮横，水性杨花；赵二宝的贪图繁华舒适而又年轻幼稚；李漱芳对陶玉甫的真心相爱；雏妓李流芳的天真无暇和一片憨态；黄翠凤的刚烈、干练和狡诈；周双玉的骄盈和果敢；陆秀宝的放荡；姚文君的英武：均各具特征，呼之欲出。其他如嫖客、老鸨、相帮、娘姨、大姐各色人等之性格，均各各有别。在小说《例言》中作者写道：“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日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日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日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三条中有两条涉及人物的塑造，可见作者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视塑造人物为小说成败的关键，因此，小说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与作者在理论上对小说特征的正确把握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