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修订这部讲稿，除其他资料外，我选出四部着作——两部法语的和两部英语的——进行精读，这就是我前面向诸位提到的那些着作，这些着作是三十年来海军思想发生引人注目变化的确切例证。达里厄和达夫吕伊都喜欢大量引用实例进行说明，同时又严谨地、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系统地采用了直到现在才出版的我的这部讲稿中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他们首先提出经过他们研究讨论而创立的原理；然后引证阐明这些原理的实例，使原理披上衣服成为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活人，而非一具僵尸。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遵循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推动那些业经阐明的原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种说明方式同法国人的清晰思路和确切语言非常协调，同时，他们还沿用达夫吕伊特别喜爱的研究史学的方法。达夫吕伊说：“历史是经验的记录，只要精心研究，完全可以找出渗入战争中的变动不定的因素；因为尽管历史不能完整无缺，但决不会将变动不定的因素全部遗漏。历史乃是真实的写照；反之，也是一个推理方法。”——这就是说，当一个人已经建立起一定的真理基础时，他便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必再受历史检验的自己的体系，“这一推理方法具有选择倾向。”简言之，历史为你提供所有的限定性因素，而推理则以其偏爱弃粗取精这一特性而易于忽略那些足以修改这些因素的成分。谢尔曼将军也曾一度以某种程度与此类似的思想向我表示，他对摹拟战持怀疑态度；他说，因为你无法掌握那些能够使人发生变化的因素，诸如恐惧和其他各种足以影响军事行动的精神作用。
忠实的历史为你提供历史的整体全貌；假如你能认真地运用历史，你便能从中受到影响并获得教益。假如你预先便握有业经阐明的原理所给你的这盏明灯，当你探讨历史时你便具有能够对其所提供的情况做出正确评价的能力。你便能依据准则来研究历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认识到，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着作，就其业已经受住检验而言还有我自己的这部讲稿，已成为研究我所提及的诸如科贝特的那些着作的必要的参考资料。科贝特是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海军历史学家，他善于运用业经阐述清楚的原理，来探讨他提出的课题，他所运用的那些原理，都是他从优秀的军事着作家的着作中不断地提炼出来的。就我亲身经验而言，我就是将历史当成军事记录来加以研究。我就是依据若米尼所着的《战争艺术》(这是一部堪与达夫吕伊着作相媲美的严谨论着)并补充以他所着的《法国革命战争史》，着手编写历史教程这部讲稿，后来便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书名而出版。这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随之对海军战略的原理展开了系统的阐述，这些阐述都包括在这部讲稿之中，现在原稿经过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在这里宣讲的这部讲稿。其中的修订和增补主要都是新的例证和一些重新阐述；原理没有任何更新，只是在运用上可能有些更新。
我想将上述评论作为《海军战略》这部讲稿的序言，我相信通过上述评论我已将原理同历史例证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阐述清楚。二者都只能分别在一个侧面作为我们的师长，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找到一位全面的良师。二者之中，历史本身较之系统阐明的原理本身更为可靠；因为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记述行动，它起着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的作用。它是实际经验的叙述。但愿我们大家已摆脱习惯想法，这种习惯想法认为，只有实践，只有亲身经验才是首屈一指的准则，它高于业经原理所阐明的、已为知识所提高的、经过多人从众多方面所发展的实践。请掌握你们的原理，然后用历史所提供的例证反复说明使别人接受这些原理。
在结束绪论时，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科贝特着作中的一个论点。我想在适当的地方从他的着作中引用若干作为例证的政治性事件；我在这里引用的这一论点，乃是海军战略思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过去这一论点不仅常被忽视，而且还竟然遭到怀疑和诋毁。我所指的就是，在制定一切军事计划中必须正确估计国际形势，将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引证一个我们当前所见的实例。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现在的造舰速度并扩充造船工厂，否则正式通过的德国海军造舰规划所规定的军舰一旦建成，德国便将拥有一支远远优于美国的海军。到那时，门罗主义将以何为依托？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又将赖何来保证？二者都以舰队为后盾。
这个问题，如果只牵涉到军事力量，那就简单了：如果优势幅度充分，当然优势舰队主宰一切。但这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关系的问题，可能引出许多复杂因素；一个在政府中供职的军事顾问，必须熟悉形势并善于权衡形势，能够恰当地判断数量劣势的程度，并能从其他方面考虑如何可能对敌人施加压力来扭转这一劣势，否则便不能称职。每个海军军官都要研究并注意当前的国内外事件，而且还要考虑到可能有朝一日会担任政府顾问，并可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根据其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对事件施加有利影响。
上面我提出了一条原理，就是在军事计划中必须包括政治——国际——关系。现以德国和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历史关系为例来补充说明这一原理。例如：德、奥两国最近配合默契，由德国对俄国施加压力迫使其置英、法两国立场于不顾而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当然，对于德国这一行为的整个意图，现在我还无法做出详尽的分析，但是我可以指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以下重要意义：假如德国试图派遣其舰队横渡大西洋进行冒险，它同其他欧洲各国的关系将会允许它为所欲为到何种程度呢？假如我们没有舰队，毫无疑问，德国就会敢于一试。假如我们的军舰数量同其形成九对十之比，那它大概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抵抗，无论其结局如何，将会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失去舰队而面对欧洲。另一方面，假如我国太平洋沿岸的民众突然使我们陷入同日本交战的状态或者甚至只是陷入关系紧张状态，那么对我们所施加的压力就会增强德国舰队的力量。在我们同英国围绕门罗主义展开的长期争议中，我们不断取得进展，终于签订了十年之前的海-庞斯福特条约。这是门罗主义的一个胜利，但对于门罗主义只是在上月份(191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才明确表示接受。在整个这一期间，我们的海军同英国相比，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有时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劣势。我们终于胜利了。这一胜利是如何获得的呢？在同新兴海军强国进行可能的竞争中，我们是否还会处于类似的有利地位呢？假如我们同德国发生纠纷，英国会抱什么态度呢？反之，假如英国同德国发生纠纷，我们应抱什么态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