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正常观念来看，略居劣势但在后来的8月10日已经证实并非居于决定性劣势的俄国舰队，假如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威胁日本的交通线，从而迫使日本人像对待旅顺口那样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围攻和封锁。根据日本人当时的真实行动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俄国舰队，不论是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位于旅顺口，不仅不会，依我看来，也不应将日本人吓住使其将部队的运输中断一天。当日本人已经下定决心进行战争之时，他们明若观火地看得清楚，在波罗的海舰队启航之前这段时间，为他们提供了夺取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定能获胜，尽管较弱，但有良好的战机。日本人最初也曾预计旅顺口的陷落会比实际时间要早得多，并同时将其舰队俘获，这支舰队实际上对于日本人确实具有真正的决定性作用。获得这一胜利之后，日本人便可满怀胜利的期望继续战斗。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已被发现之时，尽管旅顺口的陷落和俄国海军半数的被歼都已成为既定事实，但从东乡对其舰队所发出的信号来看，便可进一步证实，他对这支舰队时刻记在心中。众所周知，当时日本政府对波罗的海舰队极为担心，甚至满怀焦虑，而且该舰队的到达时间长期延缓，从而使日本人得以重新整修其舰船，在这段时间之内一直如此。
假如俄国舰队曾经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则同样的战略推理也可用于日本。这就必然迫使日本人对该港进行围攻和封锁。假如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理由，日本人同时也对旅顺口进行围攻和封锁，则这两项作战行动就会从进军满洲的陆军部队中占去十五万人；除此之外，同时围攻两处港口必将使军费无限增加，而使日本逐渐耗尽财源，毫无疑问，这必将成为导致日本求和的主要因素。接近东乡的一个日本军官事后曾就8月10日的试图未成的脱逃写成材料予以公布：“假如旅顺口分舰队大部分得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日本人在其后的战争中必将困难重重，来自波罗的海分舰队的危险必将大大增加。”由此看来，毫无怀疑理由，假如旅顺口分舰队开始便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亦必随之产生同样的结局。
俄国对强大的旅顺口分舰队的滥用，更加富有启发性，并以其自身实例说明这一悲惨的结局产生于存在舰队论这一错误的原理，因为最初开始俄国人曾制定了总体战役计划并付诸实施；对于暂时较弱、最后则较强的俄国来说，这一计划是正确的。驻泊于牛庄的一艘美舰的情报官于开战伊始曾经报告，那里的俄国军官之间的谈论中谈到，他们不能守住旅顺口所在的辽东半岛，也不能守住南部满洲；他们应当保卫旅顺口，准备遭受围攻，而其野战军则在能够防御的位置上进行抵抗，实行边战边退，逐步退至辽阳和沈阳，直至哈尔滨。退至哈尔滨后，他们便可稳住阵脚，利用退却期间集聚在该地的部队和物资进行增援，当其继续坚守该地时，还可根据需要进一步予以加强。之后，当一切准备就绪之时，他们便以足以压倒一切反抗力量的兵力转入攻势。这样便轮到哈尔滨以其自身为实例来说明要塞的功用。
这种谈论来自两个来源之一；也可能来自两个来源。或是由于高级人士泄密，或是作为正确方针，这确是一条正确方针，予以明文规定对军官进行教育。库罗帕特金所面临的形势与1797年查理大公于法军面前退却的形势完全相同；1797年正是查理大公于多瑙河流域获得大捷的翌年，前已予以充分引证。关于1797年的形势，拿破仑曾致函其政府写道：
“假如敌人做出要等待我军的蠢事，则我定将予以痛击；但若他们继续退却，同其来自莱茵河的部分部队会合而形成压倒我军之势，那时我军退却便会困难重重，而且意大利陆军的失败便可能会给共和国带来失败。”
库罗帕特金的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当日本表明愿意谈判之时，其退却尚未超越沈阳。
在俄国人的计划中，旅顺口具有重要作用。它诱使日本人自始至终从其先遣主力中分出一支数量超过十万人的部队。[
注：大英帝国总参谋长W·尼科尔森爵士在其为W·里奇蒙·史密斯所着《旅顺口的围攻与陷落》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估计日本用于夺取旅顺口的兵力总计不下十五万人(参见《美国历史评论》1911年4月号第521页)。日军在围攻战中的损失估计为五万九千人(参见《皇家炮兵》杂志1905年10月号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