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续)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将其所指挥的俄国敢死舰队引向最后作战历程时，对于这位俄国舰队司令的指挥和活动，同样应当依据曾对旅顺口舰队行动所用的同一观点，即目的专一这一观点来对待。这一要求，即观念和目的的专一，乃是衡量其航程最后阶段的各种部署细节的准则；在自上海附近的嵊泗列岛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段航程之中，就其自身的选择而言，同敌人遭遇的可能即将到来。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各舰锚泊于扬子江口附近的嵊泗列岛之时(见本书第38页图3)，可以说该舰队便已进入交战的战略区域之内。诚然，在此之前，日本人也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他们确曾采取过一定的预防措施，诸如派出观察中队甚至远达新加坡，并于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周围布设水雷。然而，东乡却决定将其装甲舰集中于朝鲜海峡，而且在俄国舰队到达该点之前没有任何骚扰企图，而是恰当地将思考限定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锚泊嵊泗列岛以后的航程之内，嵊泗列岛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蒸气航行易达范围之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里，可以说，正位于战场的一侧，其所预定到达的港口则位于战场的另一侧。
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对于这位不幸的俄国舰队司令的所为，自会做出更为宽容的定论；既不减轻其在最后四天的无可置疑的指挥错误；又承认在此之前其所完成的艰巨任务，尤其是还要承认因其深受俄国思想意识熏陶而形成的智力偏见，由于从波罗的海启航开始他便处于长途航行紧急状态之中从而形成长期过度紧张劳累，致使这一偏见愈益强化。在此期间，他别无资源可以依赖，除其它的国家善意中立之外，而这种善意只能囿于国际义务范围之内。除这一令人忧虑的负担之外，他深知自己这支分舰队的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在东方除符拉迪沃斯托克尚有两艘残存装甲巡洋舰之外，则别无增援力量。
对于这些因素须要进行综合回忆是公正的评定所要求的，假如我对其指挥的评价是正确的，则其后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便是情有可原的；即便犯有错误，但在衡量这些错误时，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他部队的传统及他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除上述推理思考之外，还须加上俄国海军的西蒙诺夫海军上校在其所着《惩罚》[译者注：原文Rasplata。]一书中所做的直率的可以确信的陈述。
首先：由于运输舰船伴随舰队同行，故同敌人遭遇时它们便位于现场，这种情况必然在战术上造成困难，西蒙诺夫写道：
“由于接到[在离开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之前]海军总司令部发来的令人焦虑的警告，以致引起并非不值得考虑的困难；我们不应成为设施简陋和武备不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负担，而且不要寄希望于依赖西伯利亚铁路进行补给。一方面，最基本的战术准则告诫我们，进入战斗应尽可能减少拖累，理所当然，任何能够妨碍我们自由运动的补给船队都不应伴随我们同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这些深表关切的电文。
“于是不得已而采取折中。司令官做出如下决定：战舰应尽其容量所能装载和储备各种必需品。三艘最大最好的辅助轮船应以最大的可能数量装载最为需要的物品。这三艘轮船和‘堪察加’号伴随舰队同行并在实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企图之中同舰队共命运。”
其次：关于战舰装载煤炭的数量，西蒙诺夫叙述如下：
“1905年5月23日。上午5时30分停机开始装煤。各舰接到通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装煤。因此，我们必须尽力做到使煤舱直到5月26日上午仍能保有正常储量。”
对于这段文字，他附有如下注释：“那些指责战斗期间各舰装煤过载的人，真是谎言连篇，厚颜无耻。”
上述引文中的陈述，其用意无非是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携载最大可能数量的必需品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决定开脱部分责任；煤炭便是其中的一项。然而，来自圣彼得堡的命令并未强制他携带运输舰船随舰队同行。政府规定目的，而达成这一目的方法则有待于司令官确定；事实正是如此，所动用的运输舰船的具体数量以及不论是在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还是在同敌人遭遇之时这些运输舰船同其舰队的相对位置，确实都是由其依据自己的判断而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