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按隆庆元年丁卯浙江乡试时，太仆府君以长兴令入外帘，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１１问：自昔帝王立极垂统，为后世计，如禹有典则，汤有风愆，文、武有谟烈，其子孙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飨国长世，周过其历至于八百年，汉、唐而下，盖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诞受多方。在御日久，万几ＦＦ之暇，辄亲著述。睿思玄览，自身心以至于天下国家，无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训》一书，为圣子神孙虑，尤谆悉矣。其大经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赞述也。乃若微言至论，为今日圣天子之绎思者，可得而详言之欤？我世宗肃皇帝凭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极，遵承末命，改元一诏，风行雷动，乃至荒陬绝徼，含齿戴发之民，靡不拭目以观德化。伏读诏旨，称郊社等礼，各稽祖宗旧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窥圣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诏条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间与皇祖之训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概欤？夫臣子为君父陈烈祖之训，盖忠爱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鸿休于万一乎？诸士子具悉以对，将为尔闻于当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万世之统者，必欲其谋虑之远；欲保万世之业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谋虑以垂统，仁之周也；嗣守以保业，敬之至也。是故德业光昭而心源继续，显承丕大而佑启无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孙继之于后，所以长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请因明问而陈之：
昔唐、虞之际，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执中”之旨。彼其平时都俞吁咈，相告语于一堂之上者，无非此道。然犹咨命之谆谆者，诚以天下重器，不能不为之长虑也。故以天下与人，而并以治之之道与之，斯知所以与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传，则非尧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圣人面相授受而犹如此，况祖宗之天下传之子孙，而能不为之长虑乎？诚念今日得之之难，而他日保之之尤难，故垂训以为子孙计者，不容不详且切焉。是故“圣有谟训，明征定保”，禹惟有是训也，而其子孙能敬承之，有夏之历至四百年。“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汤惟有是训也，而其子孙能克从之，有商之历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丽陈教”，故子孙嗣守大训，无敢昏渝，有周之历至八百年。盖禹、汤、文、武为其子孙虑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启、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
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圣武神文，天经地纬。削平僣乱，海宇掞宁。登天下之贤俊，相与修明政刑，暇则又亲洒宸翰，睿思所及，动辑成书，如《存心》《省躬》诸录，以至孝慈《女戒》《昭鉴》，其大者如三编《大诰》《资世通训》《洪范》之注，及又以意命群臣纂修宝训、律诰、职掌、集礼诸书，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训录》，特为圣子神孙深远之虑，尤详且切矣。尝自叙以为“创业之初，备尝艰苦，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自平武昌以来，豫定律令，颁而行之。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篇，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而定。我子孙钦奉朕命，不负朕垂训之意，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于是颁赐诸王，且录于谨身殿、乾清宫、东宫壁，因顾侍臣曰：“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大哉皇言，诚万世圣子神孙所宜钦承而敬守之者也。
是书之目，有曰圣训首章，又有曰持守，曰严祭祀，曰谨出入，曰慎国政，曰礼仪，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职制，曰兵卫，曰营缮，曰供用。其篇帙简要而条贯靡遗，纲领宏大而精微具悉，历世保之，以为大训。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尽述者。请举一二明言之。
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为忧。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宜永受天之眷顾。”夫圣祖起自布衣，同时僣王叛国，芟夷殆尽，海内旷然，尤且惴惴然惧天下之起而相轧也。况自古承平之久，无常静之国。而南面之奉，可以娱耳目、悦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时怀警惧，而渊涓蠖瀋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则宴安之欲不生，而虑周于天下，衅孽之萌无所作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谓：“四方水旱，当验国之所积，优免税粮。岁虽无灾，择地瘦民贫，亦优免之。”夫圣祖虽在深宫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关心。当时庶事草创，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广矣，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农往往告乏。岁一不登，议改折带征，有司且相顾以为旷恩矣。使闾阎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圣主顾畏民岩，思小民之依，简劭农之官，广蠲贷之泽，则海内之民乐生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帝王居安，常怀警备。动止必详人事，审服用，仰观天道，俯察地理，皆无灾变，然后运用（疑有阙文）。”夫圣祖躬擐甲胄，出入兵间，及为天子，犹谨备之如此。人主必当俨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际，端拱穆清，正容谨仪，和鸾之节，清道而行。开延英阁，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见，抽绎顾问，考古验今，则圣德日修，天眷日隆，亦不劳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近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窥恣之专。”又谓：“内府饮食常用之物，设局于内，职名既定，要在遵守。”故当时《日历》《圣政记》所称，后妃居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无敢恃宠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给扫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绝前代如此。至今阴教修明，后宫顺序，尤望体圣祖述《周礼》设局之义，修掖庭永巷之职，使戴金貂之饰者，有济济谨孚之美，无戏敖骄恣之过。左右敕正，则王爵天宪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四方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但胡戎与西北边境至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以谨备之。”今日御西北之虏，其上策在于不攻，其无策在于不善守。谨备边塞，驱而出之，中国御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开边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无幸矣。圣祖尝戒诸王远出开平，谓：“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虏，尤加慎密。”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我世宗肃皇帝导扬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诏，实奉皇考之教，明诏所谓“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继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礼，所以遵祖训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录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系，若卢施宽释之仁，百司严黜陟之典，铨选破资格之条，冗员申裁省之令，郡县别望紧之差，没虏布招怀之惠，殪敌速上功之簿，至于重贪墨之罚、督勘核之报，举大臣之赠谥，加闲散之名服，听监司之荐辟，所谓推类以尽义，通变以宜时，有难尽述者。
明诏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备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将贼盗妖逆隐蔽纵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祖训》所谓忧天下者，明诏得之矣。又曰：“天下军民，十分穷困，国用虽诎，岂忍照常征派。”四方闻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负，改折蠲免，与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办，缮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罢，则《祖训》所谓忧民者，明诏得之矣。又曰：“内府各衙门供应钱粮，朕加意节省，自有余。”又令户、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监局库段匹军器香蜡等物，《祖训》所谓内府设局，与《周礼·天官》之义合者，明诏得之矣。若夫求贤纳谏，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等项长策，仍许诸人直言无隐，此即《祖训》所谓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则与皇祖之训，盖无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蹶而起，如聩而闻，含齿戴发，靡不拭目以观德化之成也。顾愚生犹惓惓于皇上之绎思者，实臣子忠爱之忧不容已耳。《书》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窃以为今日圣天子颂焉。
（１１问：我祖宗列圣，世有《实录》，表年纪事，撰述功德，以为信史。迩者皇上深诏近臣，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载笔之臣，必能仰体宸衷，勒成巨典。然窃以先皇帝享国最久，年载旷悠，又无前代记注之书，编摩搜辑，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实录》之名，何所起欤？抑古之论史，每难其事。昔刘子玄与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欧阳永叔论日历之废，盖近代为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谓史有三长。至曾子固序《南齐书》，其论美矣。二子之言，后世多称之，可得而备述欤？兹者先皇帝汇进史馆，方当下之学官，诸士子皆得而与知者，宜以所闻，著之于篇，其毋让焉。
经纶世道者，立一时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训。大哉国史，所从来久矣。上古帝王继天立极，功德与天地同流，其不可传者，与化而往矣；其可传者，独赖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焕然之迹，亦与天地而同久，虽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号，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称之，何者？其托于史者无穷也。夫垂徽名而记往号，昭邃古而示方来，史之所系，其重如此。迩者明诏纂修我《世宗肃皇帝实录》，通行海内，博采遗事。明问特举以策诸生，敢不具述所闻以对：
夫左右史以记言动，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职事，而诸侯各有国史。迄于战国纷争，秦灭典籍，而史官尚存。汉武帝以司马氏为太史，东京则班固为兰台令史，刘珍等著述东观，皆天下之选。故《史记》、两《汉书》，冠绝后代。自后史馆著作，莫不妙简其人，虽其文辞不能方驾前古，亦各一时之美。而陈寿以下，悉仿《汉书》之体，往往类萃诸家别录，而断代以为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间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相与立编年之体，而“实录”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实录》，惟独宣、懿之后，以乱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后之为史者以之为依据。至我朝列圣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阐大猷，金匮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业，真与天地永久矣。
我皇上嗣登宝位，甫当朝庙之日，即降纶音，特命纂修《实录》，天下皆仰圣人孝思罔极，继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肃皇帝以上圣之资，抚中兴之运，上比列圣二祖五宗，飨国独为长久。嘉靖以来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旷世之勋，特异畴昔。包括旁罗，错综铨次，在于今日，实为重难。尝考国初犹设起居注，而《大明日历》《圣政记》，则学士宋濂所撰。其序以为，幸得日侍燕闲，十有余年，书之颇为得实。使他日修实录者有所采掇，以传信于来世。自起居之官不设，而史馆论撰亦鲜，则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盖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有博采。自司马氏犹取《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班书》则世皆以为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之笔。自古以来，未有不裒聚众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时政记》，史官撰《日历》。而宋则宰相主监修，学士主修撰，两府撰《时政》，三馆修《起居注》。此等之类，今并废缺，而欲以责成于一旦，盖因仍者之易为力，而创造者之难为功也。
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宫秘庭，动静起居，群臣不能记也。圣性之渊懿，圣德之精微，如尧之安安，如舜之浚哲，群臣不能测也。至于类取诸司供报，博采群臣墓铭家状，夫进退百官，剖决章奏，裁处万几，钱谷、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虽在，视诸故府，似乎有征。然曹分局别，岁殊月改，缀缉穿联，欲无牴牾，固亦劳矣。而一时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伟德非常之事，奸宄凶慝梼杌嵬琐之形，墓志家状不足尽也。盖古之为史者易于有所因，虽迁、固之才，不能无因而为也。今之为史者难于无所述，虽有迁、固之才，无以自见矣。
当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刘子玄为萧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谓汉郡国上计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后汉群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惟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若今之起居废失，得无如刘子玄之所论乎？欧阳修以为史官职废，其所撰述简略，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没而不书，加以《时政》《日历》《起居注》，例皆积滞相因，故追修前事，岁月既远，遗失莫存，圣人典法，遂成废坠。若今之追修积滞，得无如欧阳修之所论者乎？
然则所贵良史，裁酌体例，旁采异闻，考求真是，发愤讨论，使归于一。古人有言：“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先朝之事，尚在所见，则已异于所闻与所传闻远矣。抑尝读《武帝本纪》，诸志、表、传，皆史迁当时撰述，而班固、陈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纪》，后汉列传、载记，当时纪志，盖不废也。自《实录》专行，则纪志殆废，此尤史家之阙典。窃以为《实录》之外，宜用拟古迁、固之书，此不当待后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礼、郊祀、九庙、明堂、先圣祀典、籍田、亲蚕、章服、礼仪、河渠、刑法，诸所兴建，散入纪年，难以会通，当令首尾贯串，包络汇穊，可仿司马迁八《书》而为之。宰相百官，报罢不常，可仿《公卿志》《表》为之。君臣之善恶，四夷之叛服，则列传、载记皆不可废。此即一代之史，非直俟数百年之后而为也。徒恃《实录》一书，所轶多矣，此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
愚又谓《汉史》成于班固，《唐历》缉于吴兢、柳芳、崔巍，《唐书》成于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宋国史》凡三书，后洪迈复请合为九朝，而《续通鉴长编》成于李焘。本朝二百年，历列圣而未有统会之史，此亦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
抑刘子玄又云：“史有三长，才、学、识。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而不能殖货。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榝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恶必书，使乱臣贼子知惧，此为无可知者。”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序》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而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噫，能如子玄之论，得为良史矣。若子固所称，则又追迁、固而上之，盖唐虞三代之史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