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有光再拜，谨致书明侯执事：窃承明侯以本县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莱，居民逃窜，岁逋日积，十数年来，官于兹土者未尝不深以为忧，而不能为吾民终岁之计。明侯戚然于此，下询畾荛。有光生长穷乡，谭虎色变，安能默然而已。
窃惟三区虽隶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绩。周文襄公巡抚之时，为通融之法，令此三区出官布若干匹，每匹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纳税粮，官无科扰，民获休息。至弘治之末，号称殷富。正德间，始有以一人之言而变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县。夫以三区之布散之一县，未见其利，而三区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远不如低洼之乡。低乡之民，虽遇大水，有鱼鳖菱芡之利，长流采捕，可以度日。高乡之民，一遇亢旱，弥望黄茅白苇而已。低乡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艰难百倍也。
前巡抚欧阳公与太守王公行牵耗之法，但于二保、三保低湮水乡，特议轻减，而于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区，却更增赋。前日五升之田，与概县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摊三斗三升五合。此盖一时失于精细，而遂贻无穷之害。小民终岁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积？此民之所以困也。
吴淞江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经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间，支流数百，引以灌溉。自顷水利不修，经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长桥以东，上流之水犹驶，迨夏驾口至安亭，过嘉定、清浦之境，中间不绝如线，是以两县之田与安亭连界者无不荒。以三区言之，吴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则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则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沟浍生尘，嗷嗷待尽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
生愚妄，为执事者计之：其一曰，复官布之旧。乞查本县先年案卷，官布之征于三区，在于某年；其散于一县，在于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旧税，一旦可得而轻变，独不可以复乎？今之赋役册，凡县之官布，皆为白银矣。独不思上供之目为白银乎？犹为官布乎？如犹以为官布，则如之何其不可复也？古之善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为贡，文襄之意盖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万匹，彼无从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转展折阅，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征其布而必责其银；无布之地，不征其银而必责其布。责常州以代输三区之银，则常州得其便；责三区以代输常州之布，则三区得其利。此在执事言于巡抚，一转移之间也。其二曰，复税额之旧。牵耗之法，系苏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僣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摊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会计本县薄田太多，而三十六万之外，乃增余积米数千。王公下有司再审，歉薄之田，均摊数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归于下也，有司失于奉行。如三区者，终在覆盆之下，而所存余积之米，遂不知所归。欲乞查出前项余积，作为正粮，而减三区之额复如其旧。此则无事纷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赋至三斗，而民逋日积，实未尝得三斗也。复旧至五升，而民以乐输，是实得五升也。其于名实较然矣。既减新额，又于逃户荒田，开豁存粮，照依开垦荒田事例，召募耕种。数年之间，又必有苏息之渐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吴淞江为三吴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时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责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开吴淞江不可。开吴淞江，则昆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垦。议者不究其本，因见沿江种芦苇之利，反从而规取其税。自飐直浦、索路港诸地，悉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税，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阏乎？生愚为三区之田而欲开吴淞江，似近于迂，然恐吴淞江不开，数年之后，不独三区，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开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开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闻之，古之君子为生民之计，必不肯拘挛于世俗之末议，而决以敢为之志。况此三区，本县蕞尔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愿行此三策，庶几垂死而再苏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
又今旱魃为灾，明侯昔日车马所过，濒河人迹所至之处，禾稼仅有存者，至于腹里，无复青草。近经秋潦，往往千亩之田，枯苗数茎，随水荡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议，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缓者。又今三区无复富户，所充粮役，不及中人之产，赔賑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颠连无告之民，照弘治间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运库子马役解户之类，此亦可以少纾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与傅体元书
昨见子敬寄来丁田文字，不论文之工拙，但依违两可，主意不定，不曾说得向来本意，有负使者郡太守采访之盛心。更望足下与子敬，从老吏根究利害，作一议，借前箸筹之，或尚可济。
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浅见，街谈巷语。顾九和在告，熟闻此言。后来入阁，锐意更变。霸州出其门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吴民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从枝叶上说，殊不可晓。即如拨役时，必不能复使之出银；今出银，便禁不得他拨役。祖宗以来一百七十年，不见有司于拨役外增一役。如何议书册，不过二十年，乃至增银自七厘七毫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晓，原本实在变法。光甫如何却极口称赞他“取于下有渐而不偏，用于上有经而不过”，如此又何容别议耶？如此论新法，而反回护金陵也。
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虚心访问，又不端言，与小民同其喑哑，甚为可叹。平生为时文，不肯学黄口儿语，以致困穷。今垂老，无用世之望已矣，诸公壮年，于天下事不可不随事究心，庶他日立朝为有用之学也。
与王子敬书
寄来文字，皆看过。但说丁田，开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变乱，其势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说其法尽善，止为后来行之不善，却是附和书册，非当时与诸公原议。不若察院原来文书，反无偏主。便可依他说松、常、镇用旧法，如何民无他议，惟此何故纷纷，利害便见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说，甚好笑。纵如新太守复旧七厘八毫，不点差，只恐一二年后，点差增加，复如今日也。
朱子尝言，论新法者不为不多，能识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诋以为俗也。论天下事多类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辈说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晓得？欲入城商议，为往来不便，亦懒作文字，姑俟月尽相见议之。
《陶节妇传》，昨大风中为作得，秉笔更似啮冰雪也。稿在敬甫处。
论御倭书（代）
某废弃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顾自以世受国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阙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实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耻。辱明公惓惓下问，一得之愚，敢不自竭。
伏见天子哀悯元元，诞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兹简命，俾执玉帛，告祭东海之神，精诚昭格，百灵效顺，龟鳖小丑，当知无遁逃之所矣。昔裴晋公、李中丞尝受视师之命，不旋踵而元济就擒，刘稹授首，克成淮、蔡、泽、潞之功。况我圣朝之威灵，万万于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岂自处裴、李之下哉？固宜详延博采，不遗于畾荛之贱也。某不敢为泛说以渎明听，姑就今日用兵之势言之。
自倭奴入寇，于今三年，虔刘我人民，淫污我妇女，焚荡我屋庐。有司婴城而自保，军卫莫之谁何，盼盼焉视彼重装满载，得气而去。徒诿曰无兵，犹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无虑十万，屯聚境上，区区残息游魂，灭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见有必战之计。《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孙子》曰：“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钝兵挫锐，屈力殚财，则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几于“钝”乎？岂《老子》之所谓“果”乎？议者谓此寇不宜与之战，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说也。然穷天下之精兵，散甲士于海上，旷日弥月而久不决，则所谓“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则今日之计，宜于速战而已。
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众于一，而不为之列屯要害，广布形势，则贼之所出，必视吾无备之处而为之走集。是宜观地之要，以拟其溃。吴越之地，濒于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数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间，要害之可守者数处而已，又不能按据而使之横溃，则将何为而可也？某以为贼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败于东，不溃于西耶？攻其外，不溃于内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吴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尝循行江上，问所谓沪渎垒者，知昔人御寇之遗迹。即如此垒，正在苏、松二府之中，贼得至此，则苏州、松江诸县无日不危也。故为屯垒，不独可以拒贼之入路，又可以为州县之声援也。昨者黄冈泾之捷，斩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贼复东出，则贼锋虽挫于五湖之上，而蛮烟复接于九峰之间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后乎？
往贼攻州而府不救，攻县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县不救。府如无州，州如无县，县如无村落，仅仅自保于一城之中。如与人斗而束其手足，绝其党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贼在于抄掠而已，设有长驱之志，孰能御之？是唇齿俱亡，首尾衡决矣。即使徒以保城为功，而置百里生民于度外，为人父母，何以为心？况京畿千里之地，荡然无藩篱之限，兵之失势，莫甚于此。此其不可一也。
凡王者之师，未有不分别其逆顺、离散其党与者。今闽浙亡命，与诸岛之夷，固所必诛。若吾民所在被其系累，而髡之以为前行，以饵吾师。尝闻我军斩首虏二百余，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则临阵之际，岂可不辨其真伪，明购赏格，开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贼为吾用，而今驱之使为贼。此其不可二也。
聚天下之兵，而军政不立，断斩不行，卤掠不禁。前者方陷阵，后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进生之计。且所谓营垒、行阵、间谍、兵械，与夫分数、形名、虚实、奇正之说，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讲。此其不可三也。
故今日之兵在于决机，而分屯以佐其势。又当戒饬州县之吏，不宜以闭塞城褷为上策。百姓之逃归者，不可逆以奸细而禁锢诛戮之。至于诛赏，军令之大，今之所调，杂以夷獠，宜示中国之纪律，不可为蛮夷所笑。如是而战不胜、贼不灭者，未之有也。
然今虽以殄灭为期，而经略措置，非数十年不能安宁。且夷性贪狠，狃于卤获之利，虽有惩艾，不能保其不来。夫自正统以来，殆将百年，及今而发。如人之疾病，一旦发作，岂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统之间，前之所以侵盗而无已，后之所以顿息而不来，则有以知其故矣。永乐中，广宁伯镇守辽东，筑城金线岛之西北，夜见东南海岛中火光，即知寇至，邀击之，擒斩无遗，以是寇不敢入境。盖彼悬度大海，经以旬月，非风候不行，又不能多赍粮饷，贼未到岸，往往饥罢。兵法，无负于水而迎客，无迎水流。独于御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击，不使上岸，此必尽之述也。舍是，则由外海而入内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谓宜振饬祖宗之法，自广、闽、浙、淮，以至辽东，修沿海列卫之政，则兵不必别调也。举都司备倭之职，则将不必别选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设使撤还，贼将复至。周旋不已，是兵无时而息也，而民亦殚矣。
议者又谓宜开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谬之甚者。百年之寇，无端而至，谁实召之？元人有言，古之圣王，务修其德，不贵远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飞舶浮海，以与外夷互市，是利于远物也。远人何能格哉？此在永乐之时，尝遣太监郑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训禁绝之旨矣。况亡命无籍之徒，违上所禁，不顾私出外境下海之律，买港求通，勾引外夷，酿成百年之祸。纷纭之论，乃不察其本，何异扬汤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说也。唯严为守备，雁海龙堆，截然夷夏之防，贼无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难，以与乡邑父老熟计之，此言或有近于理。幸赐采择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