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
案新唐志着录此书固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然旧唐志实作一百二十七卷，此虽仅于目录有不入卷数与入卷数之分，其书并无异同。但提要竟混称新、旧志，不加分别，则非也。刘知几史通作于中宗神龙时，自叙云：”今上即位，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退而私撰史通。“考晁志卷六则天实录撰于神龙二年。所见汉记尚为一百二十四篇，不云有所阙佚，仅除目录不数耳。旧唐志钞自开元九年以后毋煚所作之古今书录，见志序。相去不过十余年，而此书竟佚去十六卷者，盖煚但据集贤书院官本着录，其实民间所藏，固不仅如此也。唐末日人藤原佐世当唐昭宗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云：”东观汉记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讫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云：“而件犹华言此件、前件。”案此用古训，而，如也。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一本百二十七卷，与集贤院见在书合。一本百四十一卷，与见书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与两本目录不合。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书百四十二卷。“考之续日本纪，日本史臣菅野道真等撰。吉备其姓，真备者其名，续纪卷十六云：”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吉备朝臣。“于彼国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十一月为入唐副使，见续纪卷十八。
实唐玄宗之天宝十载也。其至长安当在次年。及天平胜宝六年正月，真备自唐归国，船着益久岛，见续纪卷十九。则为唐之天宝十三载矣。集贤院为天子藏书之处，唐六典卷九云：”集贤所写，皆御本也。“是也。真备既得见其书而亲检之，而其本仅百二十七卷，可见已散佚不全。毋煚古今书录之所载，即是此本矣。真备多处营求，而得百四十一卷之本，必系民间之所藏，宜其不着录于两唐志也。至所得零落四卷，当是别一残本，与两本皆不同。真备访得之后，以与两本互校，删除复重，多出佚文一卷。故佐世言其国现在书为百四十二卷耳。其书视隋志卷数所阙无几，且已溢出集贤院本之外，而真备犹复多处营求，岂必欲其一卷不阙耶？抑偶闻汉记残缺之言，误以为隋志所载亦非完本耶？不知史通所谓残缺者，谓蔡邕所着散逸不全，杨彪亦未能尽补，故憾其残缺无成，非谓魏、晋以后有所亡失也。此将于何处求之乎？日本所得此书，远过于唐中秘所藏，可谓艺林之星凤。然彼国所有中国古籍，今已先后并出，而不闻有此书，则其亡也亦已久矣。考皇宋事实类苑卷四十三引杨文公谈苑云：”景德三年予知银台进奏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语，命以牍对，云身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又云：”书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列子、神仙传、朝野佥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日本记、文馆词林、此非彼国人所撰，寂照误也。混元录等书，释氏论及疏抄传集之类，多至不可胜数。“按寂照所对，虽不足以尽彼国储藏之全，然既举及醉乡日月、朝野佥载诸短书，使东观汉记而在，宁肯置之不言？以此推之，则真备之所营求，佐世之所着录者，盖早已不存矣。此前人所未知，故不惜详考之如此。
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唐初人隶事释书，类多征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于代，此书遂微。
案魏、晋之间以此书与史、汉为三史者，以诸家后汉书未出，三史之名始见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之语，其时谢承书恐尚未成。或出而不为人重耳。及宋范晔书出，能集诸家之成，梁代韦阐即有后汉音，隋志云：”梁有韦阐后汉音二卷，亡。“阐见梁书韦叡传。虽不详为何家，以意推之，必范书也。剡令刘昭遂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见梁书文学传。昭，天监中人也。北魏刘芳亦撰范晔后汉书音一卷，见魏书卷五十五本传及隋唐志。芳以其父与于刘义宣之难奔魏，事在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而卒于魏世宗宣武帝延昌二年，即梁武之天监十二年也。二人固未尝相见，而其着书，先后同时。可见范晔之书已盛行于世，故为南北学者所重视。夫书无音注，则不便于诵习，诸家后汉史，自范晔书外，不闻有音注。惟梁人王规尝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见梁书本传。其体盖与刘昭同。司马彪之才，实不如蔚宗，规所以不惜殚力以注之者，以范书无志，究不得为全书也。及宣卿注范书纪传，取绍统之志以补之，斟酌尽善，其博悉盖亦非规所及，故能后来居上，规书遂因之以亡。隋志云：”梁有王韶后汉林二百卷，亡。“姚振宗疑即王规续汉书注，讹”规“为”韶“，盖是也。自刘昭以后，陈有宗道先生臧竞范汉音训，隋有萧该范汉音。皆三卷，见隋唐志。盖昭既为范书作注，遂大行于世，为学子所必读，故竞等为作音训，以便讽诵。东观汉记以下诸家，由是渐微，然仍存于世。两唐志可考。诸书引用不绝者，类事之家，以供渔猎；注书之人，用征出典耳。
至于考史，必据范书。史通所谓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是矣。谢启昆小学考卷四十九据隋志录刘芳以下后汉书音而论之曰：”隋、唐之间诸家后汉书俱在，而攻治后汉作音注者，皆据范书，是当日范书，已高出诸家，诸家渐就湮没，非无故矣。“斯诚笃论，然则范书之盛行，何必待至章怀之作注也哉？章怀之注成，独能令人弃刘昭注不读，而竞习东宫睿制之书耳。至于东观汉记及诸家后汉书，其不行固已甚久，若其遂至亡佚，则当在唐天宝以后至五代之间，于章怀无与焉。提要谓六朝、唐初人多征引汉记，自章怀注范书，而此书遂微，今考徐坚初学记成于开元十五年，详初学记本条下。其书裁三十卷，而引东观汉记至百有八条，又引东观记者二条。唐人刘赓者，不知何时人，作稽瑞一卷，其自叙曰：”方今元日朝会，上公上寿已，文部尚书奏天下瑞凡四。“案新唐书百官志云：”天宝十一载改吏部为文部，至德二载复旧。“则赓亦玄宗时人也。其书当作于十二载至十四载之间，书仅寥寥数十叶，而引东观汉记至十有四条，章怀注献于仪凤元年十二月，见旧唐书高宗纪。至是行于天下，近者五十年，谓至开元十五年。远者七十余年矣。谓至天宝十二载。二人着书，征引汉记之多犹如此，然则何尝因章怀之力而使之日及于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说也。
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文源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于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于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